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新科技、新产业、新经济的加速发展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人类知识生产和文化创新提出了新的迫切需求。“新文科”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新文科”的认识，必须直面传统文科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对传统的学科发展路径、知识生产机制、人才培养模式等进行系统性变革，才有可能构建起适应时代需求和未来发展要求的“新文科”。

从学科产生及发展的历史看，学科的发展大致遵循两个逻辑：一个是知识创新逻辑，即认识世界，探索未知世界是人类的天性。一个是社会需求逻辑，即改造世界，所有学科必须能解决特定问题、满足特定社会需求。但其本质上既是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及体系化的过程，也是知识生产者的生产、再生产的过程。在学科的视野中，学科知识体系的应用、发展与创新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因而，人才培养既要培养学科知识的实践者和应用者，又要培养学科知识的传播者和开拓者，这直接决定着知识的传承与创新、学科的延续与拓展。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中国奇迹、中国智慧到中国方案，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中国因素日益凸显，需要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更需要中国提升文化的创造力和引领力。因而，“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一、创新：“新文科”建设的根本导向

一要突出知识生产的原创性。要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化、学理化、学科化研究阐释，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批判性地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针对一些本原性的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我们既要关注从1到N的拓展，更要注重从0到1的突破。比如，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结合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以京东无人配送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会不会导致就业及社会结构的调整？阿里巴巴等新的超大型企业究竟会给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带来什么影响？这些新科技、新经济、新业态带来的新问题应该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研究的重要问题，并提出具有原创性的见解。

二要强化对“人”认识的深刻性。哲学社会科学主要研究人的行为及其相互影响，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和团体，以及作为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但这三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讲，都受到“人的特性的型塑”，这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最显著的特征。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如何看待“人的特性”就成为形成某种范式的基础。古典经济学假设人具有完全理性，现在假设人只具有有限理性，未来的“人的特性”呢？所以这可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三要体现中华文化的兼容性。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其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并持续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依然灿烂的根源所在，体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自信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放到整个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优秀文化的大格局、大背景中去建设，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融贯中外、古今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

二、融合：“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

一是其核心应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跨学科研究，这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方向。学科总是在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辩证统一中向前发展的，而近代和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长点乃至新学科的产生，常常在不同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过程当中实现。比如说 DNA 问题，涉及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人类认识的有限，导致了现有学科的边界，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学科边界的不断突破。知识生产者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等，往往并非单个学科所特有，多学科、跨学科和超学科自然不可避免，这是人类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辩证法。“新文科”是大文科，应该打破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法学等传统文科学科之间“人为”的壁垒，提倡文科学科之间内在交融，提升从多个视角分析问题和解释现实的能力。“新文科”是跨学科，融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成果，旨在为解释和创造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问题提供新的思想源头、分析框架和逻辑路径。比如在金融学领域，从早期 B-S 模型借助热力学概念求解偏微分方程完成期权定价，到当今物理学概念和算法在资产定价和风险测度方面的广泛运用，金融领域的实践和研究面貌都焕然一新。

二是其根本在于优化课程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这是“新文科”建设的根本任务。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是知识生产要素彼此相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其中学者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新文科建设极为重要。着眼未来的不确定性，培养具有良好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必须走出狭隘的学科知识限制，提升学生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人才培养的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方面来进行变革。在课程内容上，避免传统专业课程学科知识的碎片化，而是整合增大课程容量，增大学科挑战度；在课程设置上，通过压缩传统专业课程开设更多多学科、跨学科课程。现在第一步是要努力地实现文科内部的整合，然后才是文理工跨越，最终应该实现的是超学科的概念。

三是其基础在于完善协同创新制度，突破“科学共同体”局限，这是“新文科”建设的着力重点。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范畴，综合性范畴的相应问题往往受到实际使用、社会政策、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其解释框架要求科学家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与交流，也就是说，研究不能局限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而是继续向包括政策制订者、相关利益方开放，把哲学社会科学变成能真正解决现实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发展问题的科学，在深度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当中不断地突破当前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局限，并对制约学科建设、科研评价、人才培养的机制进行改革，建立健全大科研、大学科和大教学的融入方式，形成有利于创新、交叉、开放和共享的“新文科”建设与保障机制，才能为“新文科”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依据和机制保障。

三、延展与例证：新财政学

以财政学学科为例。财政是一个跨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范畴，它会涉及自然科学，也会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为“新文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从根本上坚持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逻辑，将财政学科的不断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就意味着解释框架客观上要求科学家和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与交流，要求财政学必须突破经济学单学科的传统和局限，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行为学、法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跨学科或者超学科研究，同时，还应该高度关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财政管理领域的应用以及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随着单学科、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和跨学科、超学科研究的介入，财政学科知识将会不断丰富，分化与重组，其知识也不能简单地归入现有某一学科，新的知识及其体系化的可能结果是形成新财政学。从财政学者的生产而言，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不只是学术研究的方法，也是财政学者培养的基本理念。开放性的学术制度体系对财政学科建设同样重要，财政学科的制度体系不能给自己设定各种限制，而是要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和自身理论创新的需要。（2020年第6期　马骁，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