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迎来新一轮大变革、大转型、大挑战，迫切需要优质高等教育发挥自身功能更好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越来越倍受全球重视，世界诸多国家政府已将竞争性高等教育和研究系统的发展置于其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列为一项关键政策目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极力支持日本更多的大学进入世界一流高校行列。
世界一流大学发挥着杰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文化传承创新等重要功能，理应将高等教育的小逻辑与国家、社会需求的大逻辑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倡导者，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早期校长所言，“大学的边界是该州的边界”。因此，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支撑解决我国区域不均衡不充分发展难题，应当成为“双一流”建设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
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双一流”建设的服务支撑逻辑
“双一流”建设要从紧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转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以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抓手，推动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者安娜·瓦莱罗亚和约翰·范·雷恩的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服务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四重逻辑在于：一是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二是激发更多的科技创新要素；三是促进社会民主价值观形成；四是激活地方的需求效应。“双一流”建设正从这四重逻辑的视角，通过供给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社会稳定、激发地方需求四个维度服务支撑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一）人力资本逻辑：“双一流”建设供给高端人才驱动区域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现代化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作用大于物力资本投资作用。“双一流”建设促进区域高端人才的培育与积聚，为激发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创造条件。区域协调发展是以资源的有效配置、政策的先行先试为途径，实现区域的平衡、充分、互动、协同发展。在强调丰富资源投入外部支撑的同时，也更加强调以内生动力驱动的发展方式，即区域经济增长不能再走“以消耗资源换增长”的“老路”，而是需要走“人才驱动发展增长”的“新路”，高端人才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其重要的内生动力源。一流大学的毕业生获得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拥有较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技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生产率。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的研究表明，拥有大学学历水平的劳动力比例增加1%，可使长期生产率提高0.2—0.5%。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总结也得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越集中的地区，其经济总量和增长率也越高，其主要的因素源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本区域的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资源保障。
（二）科技溢出逻辑：“双一流”建设迸发科技创新促进区域新旧动能转换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世界各国都有非常高的积极性和动力投资发展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对于国家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以及创新贡献巨大，也具备解决经济社会领域各类挑战和问题的科技创新能力。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对建立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和促进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尤为重要。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技术和传播新思想，帮助各国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例如，最近一项关于专利生成的全球研究表明，正是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而非企业公司推动了生物技术的科学进步。欧洲2020战略强调了科技创新在促进智能化、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方面的关键作用。区域是创新的重要场所，因为它们为企业、公共机构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机会，在应对具有全球和地方层面的重大社会挑战时，区域内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将通过科技创新支持助力区域应对新一轮变革。
（三）社会稳定逻辑：“双一流”建设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和谐繁荣
社会学视角的反贫困理论认为，文化、观念、社会变革、制度、政策、权利等因素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强调教育对贫困文化、观念的打破作用，认为教育对优化社会结构、促进权利分配公平方面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双一流”建设为区域注入最优质的教育扶贫资源。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点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脱贫攻坚就是社会稳定的“兜底基础”，也成为当前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缩小区域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发展差距，不仅是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双一流”建设具备强大的教育扶贫功能，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成为解决贫困、促进社会和谐繁荣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世界银行长期致力于推动发展和减贫的高等教育，在此期间，世界银行寻求政策发展和创新及鼓励改革，从而提升高等教育系统的可及性、公平性、相关性和高质量，一项关于如何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和保障社会稳定的研究阐明了优质高等教育在支持这一努力方面的重要贡献。此外，一流大学也可以通过构建民主对话和思想分享的平台，促进社会稳定治理体系的形成，同时也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从而促进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区域需求逻辑：“双一流”建设激发区域消费与投资潜力
经济增长原理指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需求之和。世界一流大学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较大，通过创新创业、吸引投资与人才、创造就业岗位等方式来推动经济的潜在增长及社会幸福。“双一流”建设不仅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也通过带动人才、资本、技术等流入当地，促进区域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实现增加需求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又反哺高等教育的实力提升。此外，大学通过多渠道促进区域需求以影响经济增长，学生和教职工消费也为区域GDP增长作出一定贡献，“双一流”建设投入的经济效益将很可能远超过其成本。在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地方政府的区域产业战略将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视为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切实拉动了国家和地方对一流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高等教育融入区域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公共服务投资增加了价值。加快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建设，不断满足区域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迫切需求，也使更多的青年拥有获得一流高等教育的机会。亚伯·杰森和托德·加贝的研究发现，某个地区满足适龄人口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使该地区的总体经济活动增加2%。
二、“双一流”建设服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现实问题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是国家战略，也是地方战略。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服务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早已被世界所认同，高等教育的能力建设必须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相结合。我国一直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提升高等教育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已深刻影响不同区域、不同类别高校的未来发展，也影响着区域人才开发与科技创新。从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的现状分析来看，区域间差异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资源的集聚效应，使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以及人才、信息、资金等资源涌向充满经济活力的东部地区，其他地区则面临愈加严峻的压力。
（一）“双一流”建设现实问题分析的政策工具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给予极大重视。2013年，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印发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明确指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促进边疆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2017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强调“双一流”建设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与此同时，国家在推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过程中，也迫切需要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支撑。《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长三角一体化行动计划》等国家重大战略政策文件，都体现出对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释放的高端人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动能的渴求。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与“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对标分析可知，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相一致。因此，“双一流”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在逻辑、目标、路径、使命等维度上紧密结合、互动联通、共生共荣。
（二）“双一流”建设现实问题的剖析视角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实效的关键是，需要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市场有效调节，各类资源要素有力支撑。世界一流、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建设与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所需的人才资源、科技创新资源、社会服务资源、产业发展资源等供给和配置产生积极的影响，“双一流”建设的服务目标是支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需要强化“双一流”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前沿突破、服务社会民生保障等的衔接匹配。本研究选择西部大开发、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三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例，基于区域“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与学科布局、产业支撑、服务区域特色发展等三个视角剖析当前“双一流”建设存在的问题，为提出破解的对策建议奠定基础。
高等教育的能力建设、转型升级、内涵发展必须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相向而行，即“双一流”建设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服务支撑层面上，要体现出高度的区域契合性、适切性、特色性。“双一流”建设服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三性”主要体现在：（1）从人才支撑的角度看，“双一流”建设在区域布局上是否体现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和均衡性？（2）从支撑经济产业转型发展角度看，“双一流”建设能否与区域产业和社会需求相匹配？（3）从高等教育特色发展与区域优势互动协同角度看，“双一流”建设是否结合区域特色优势以及体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与文化价值？
（三）“双一流”建设现实问题的具体表现
基于以上三个剖析视角，分析当前我国“双一流”建设在服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一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分布呈现“东强西弱”的区域不均衡。西部大开发地区涉及12个省份，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2%，但是仅有9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见表1），占总数的21.4%，省均不足1所，且西部地区的贵州、青海、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6个省（区）都没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就区域间高等教育差距来讲，物质形态的校园已不再是区域高等教育实力构成的代表性因素，院校差距的本质是人才差距，比起院校数量上的问题，更困扰的是优秀人才在流入流出上的不均衡。西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特点是面积广阔、人口分布较为稀疏，就地就近获得一流高校资源的机会较“京津冀”“长三角”等东部人口高度集聚的区域而言难度更大，即西部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存在明显的不充分、不均衡。
二是“双一流”建设学科主要汇聚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需求的一流学科释放的动能不足。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的一流学科数量远多于西部地区（见表１），其一流学科数量分别占37.6%和28.6%，且两者之和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分别是西部地区的3.4倍和2.6倍。一流学科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创新动力，也是集聚高端人才的平台。西部地区以能源、农林、军工等传统产业为主，且产业科技基础薄弱，相比京津冀、长三角良好的工业产业基础而言，更需要一流学科驱动产业快速转型升级；此外，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水平高、基础设施较完善、人才政策好、更加容易集聚国内外高端创新人才，而西部地区本身吸引高端人才能力和外在环境就不足，加之缺乏丰富的一流学科平台，就更加难以“引凤入巢”。
三是“双一流”建设学科支撑区域产业转型发展匹配度不高。支撑产业转型发展是“双一流”建设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最为关键的任务之一。一流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及区域发展模式的定位密切相关。从当前国家对各区域发展定位看，西部地区强调“大保护”“大扶贫”“大生态”为发展重点的兜底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及模式。而京津冀、长三角等东部地区强调区域经济集聚发展、产业融合发展、区域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等的理念及模式。相应地，不同区域发展模式定位下的重点产业布局也不同，一流学科的布局则需要在区域重点产业上做好衔接匹配。但是，除了京津冀地区“双一流”学科覆盖产业相对较完整外，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诸如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等，以及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诸如量子通信、大飞机、数字金融、5G通讯等亟需大力发展的产业，在相应区域的“双一流”建设学科中缺乏足够的衔接与支撑（见表2）。尽管人才具有流动性，可以引进，但实践证明本地培养人才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四是“双一流”建设的“文化特色”未能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服务支撑中充分体现。从当前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来看，这方面仍显不足。例如，“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未有文化艺术体育类高校入选，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体育对文明交流互鉴、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迫切需要一流的艺术体育类高校支撑；“双一流”建设学科也应当支撑西部地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维护边疆安全和稳定，但少数民族语言学、民俗学、民族文化等学科专业在“双一流”建设学科中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如青海、宁夏、广西、内蒙古等富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文化在一流学科支撑方面体现不够。“双一流”建设的“中国特色”需要把握共性与个性、世界与中国、国家与地区的相互关系，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区域的文化、区域的特色产业、区域发展的特殊功能等方面体现出来，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经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等融入到“双一流”建设中。
三、推进“双一流”建设服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改革路径
“双一流”建设的成效不能仅着眼于高等教育的内部发展，不能“自娱自乐”，必须主动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既受政府政策的控制，又受市场的调节，还兼具高校发展逻辑的制约，三者都是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的线性约束条件，任一环节、任一因素的变革都会对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最终效果产生影响。”鉴于上述“双一流”建设服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改革路径。
（一）基于服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区域布局
合理的一流高校布局，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优质发展，以及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的智力支撑。
一是适当增加西部地区一流建设高校数量，可在未入选一流建设高校的省区设立至少1所“一流培育高校”。按照省部共建、对口支援的原则，激发西部地区省级政府和高校自身的动力和活力，调动各方积极性。同时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通过滚动评估、有进有出，逐步实现从“培育”到“转正”。
二是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国家区域战略考虑，将香港、澳门的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纳入到“双一流”建设范围并予以支持。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体现，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于香港、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言而喻，将香港、澳门的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统筹到全国“双一流”建设总盘子，不仅体现中央对港澳特区高等教育的关心与支持，而且也为“双一流”建设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构建该区域的高等教育一体化，供给政策与资源的新动能。
三是从中国特色艺术文化体育走向世界考虑，适当增加若干所艺术体育类高校纳入“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此次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没有艺术类和体育类高校入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关注中国优秀传统艺术体育的文化价值，通过“双一流”建设加强与全球各国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使我国的传统艺术体育文化内涵、价值被世界所认同，促进民心相通，服务支撑国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基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要产业支撑的适切度、匹配度，合理评估、动态调整一流学科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推进一流人才培养、一流科技创新支撑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是将一流学科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度作为重要评估指标。评估的导向作用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评什么、如何评。在当前“破唯”的背景下，破旧与立新应相向而行。“双一流”建设不能仅以学术科研成果产出为唯一标准，如何将服务支撑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成效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是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根据区域重点产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学科的发展应当以支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为重要任务之一，要紧密联系区域特色和急需的产业，进行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及时动态调整。如前所述，不同区域有各自特色优势支柱产业，一流学科建设理应有所呼应，文化传承创新亦同理。
三是在一流学科建设上，倡导“强基础”和“重应用”建设理念。理工农医人文社科均需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注重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比如，人文社科的智库成果，在评价时应体现“等效性原则”，以实际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来衡量。在一流学科的选择和建设上，需要对未来国家发展和区域需求的前沿核心科技领域，以及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咨询的学科予以倾斜和重点支持。
（三）基于区域协同、内外联动的路径，构建“双一流”建设的互动机制
高等教育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区域间各主体的协同、区域内外各要素的集聚发力，尤其需要打破传统行政区域藩篱。
一是尝试构建东西部“双一流”建设高校或学科“捆绑式”评价机制。“双一流”建设要变“丛林法则”为“合作共赢”。“双一流”建设的初心和终极目标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是各显特色的“大合唱”，不是若干高校、学科的“独奏曲”。因此，要营造优势互补、互学互鉴、相互支持的良好生态，避免互挖墙脚、无序竞争。比如，可以尝试在“双一流”评价中，就若干指标及相关权重予以体现。这样不仅促进各区域间“双一流”高校、学科集群式抱团发展，而且实现更大规模、更大区域高等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二是构建区域内各级各类一流高校、一流学科发展联盟，增强区域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各种类型高校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综合型或单科型、研究型或应用型、学术型或职业型，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在一流人才培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等教育强国体系中有一席之地，在“双一流”建设中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因此，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中要树立正确的导向，政府、社会、学校要形成共识。比如，在“双一流”遴选和评估时，有意识地关注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多样性，关注特色学科和急需学科的发展。
三是积极探索创新PPP模式，破解“双一流”建设的资源支撑问题。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教育行政部门和企业各方面积极性。在“双一流”建设的重大设施平台、科技创新实验中心、学科课程与师资队伍等资源集聚过程中，更加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商业银行、私人等方面的资金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共同推进“双一流”建设，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战略。（2020年第8期 周谷平，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辛越优，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