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双一流”建设的不断推进，相关政策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影响逐渐显现。积极的方面，中央政府的“双一流”建设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显著增加了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总投入，为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消极的方面，由于不可避免的“地方主义”，各省（市）为在既定政策框架内获得最大收益，人才引进中的“挖人大战”、恶性竞争屡禁不止。此外，受大学排行榜的诱导或误导，“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呈现出某种“非理性”的特征，部分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在引进“名校分校”时存在攀比。由于各方缺乏对价值观和体制方面的深层反思，对于通过增加高等教育投入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存在着盲目乐观。现行体制和政策框架下，通过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双一流”建设的“摊子”正越铺越大，不可避免地分散有限的人才和资金，最终将不利于建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为保障“双一流”建设顺利推进，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对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人才竞争”“资源配置”和“理念重审”等基本问题需要从学理上给予重视，并做出回答。
一、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人才竞争
作为特殊的非营利组织，大学的发展不是靠利润的驱动，也不是靠权力的支配，而是源于某种内在的使命感。大学与大学之间如果说有竞争，也不同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更不同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竞争。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由于受市场份额的限制，基本上是“零和”的。国家之间的政治竞争由于涉及国家利益则是充满“敌意”的。而大学之间即便有竞争关系也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先行一步只是策略，不是目标。”与国家和企业组织的自利性相比，大学的利他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大学的宗旨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只要才华足够，通常情况下不会或很少会考虑人的其他身份属性。今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被商业化的排名所误导，从而导致“零和”竞争的意识形态肆意蔓延，破坏了大学原有的学术生态和心态。“过分寻求在表现上具有竞争力，可能会鼓励学校和学界对合作产生非常不同的理解，具有一定的风险。因此，非常需要加强道德标准，提高学术价值。大学在保持对学术界其他成员、利益相关者、社会大众开放的同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寻求卓越才具有说服力。”实践中，很多大学迷信大学和学科的排行榜，围绕排名指标办学，将排名接近的大学视为竞争对手；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相互挖人或拒绝合作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常态”。
近年来，在我国“双一流”建设中，有些大学为了能在短期内提升排名，实现“一流”建设的目标，“挖人”大战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高校之间良性竞争的学术生态。此外，由于各种排行榜的指标普遍重视科研成果的数量，扩大人员规模，尤其是师资队伍的规模，就成为提升高校或学科排名的有力武器。其结果是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学里的学院和系科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成为资金和人才密集型的“政绩”工程。但事实上，在既定时间内，精英人才的数量是相对恒定的，过度的竞争并不会增加优秀人才的供给。由于高层次精英人才的成长和汇聚有内在的规律，在人才引进方面，一流大学建设要避免频繁引进人才、更不能相互“挖人”。人才引进工作既要注重人才的质量也要注意引进人才的质量。那些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学，绝不是依靠频繁地引进人才，而是通过高质量的人才引进，迅速建立起稳定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如果只注意人才引进的数量，不注意引进人才的质量，很可能表面上看在不断引进人才，实质上却在不断隐性地流失人才。印度高等教育与社会工作组调查显示，归国的一些专家带回发达国家的科研项目与本国的关系并不密切。这类“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现象表明，“即使研究人员不出国，‘人才流失’的情况依然会发生。”我国部分高层次人才计划也存在类似问题。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就是要保证不但能引得进，而且要留得住、用得上。遗憾的是，当前在我国“双一流”建设中，由于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驱动，高层次人才引进质量不高。存在的主要问题，要么是工作的周期短、要么是到岗率低、要么是流动过于频繁。“科研能力是通过对项目和人才的长期投资而建立起来的，短期波动是一种浪费，效果适得其反。”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很多大学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而专设的组织机构以及实验设备，随着这些人才的“聘期结束”或“中途跳槽”而人财两空。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由于院校竞争的客观存在，很多高校存在“人才饥渴”现象是事实。高等教育实践中重视人才工作没有错，但为了迅速扩充人才队伍，提高科研绩效，改进学科和大学的排名，不少学校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存在“过度简单化”的倾向。很多大学的相关政策文件直接根据人才头衔、主持的课题、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奖励将人才分成三六九等，然后为不同层次人才提供不同的年薪和科研启动费。人才工作的“数目字管理”一方面激化了学术的功利主义和学生精致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学自身的内涵式发展。因为隐藏在分数、身份、头衔、课题、论文、获奖背后的人才的真正质量或能力被大学的管理者忽视。以至于高等教育领域中很多所谓的学术项目评审或人才项目评审根本不是在评审学术水平或人才质量而是在评审那些学术的“替代品”（学术发表的简历和个人简介）。这种风气导致了“发表为王”，学术的品质和学者的品质趋于“淡化”。最终，由于人才评价的过度简单化和功利化，学术研究的机会主义在我国高校的人才流动中越来越普遍。头衔、论文、课题、获奖都成为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学术资本”。
由于面临评估和排名的巨大压力，高校在人才引进上的“数目字管理”还会诱发后续考评中的“绩效主义”。大学组织与学术工作的特殊性，使简单的量化评价非常容易导致逆向淘汰，即那些原本真正想做学问的人有可能迫于绩效压力不得不放弃对于真理的追求而选择学术投机。大学的非政府、非营利性质以及高深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适合于强激励的组织，过强的激励无法改进大学的品质，反倒会败坏学术风气、恶化学术生态。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里的一流学术团队，更多的是靠一种内在自我驱动力在持续发展，而不是靠行政的规章制度在驱动。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主事者从一开始就要“选对人”，并让他们一起快乐地工作。“一个组织（包括商业公司，学校，军队，政府）的业绩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员的品质结构（即不同品质成员的比例）。”那些公认的卓越大学对其员工的品质无不格外留意，并力争在组织内部每个层级和每个岗位都配置最优秀的人员。一旦发现有“不合格者”会毫不犹豫地清除。对于大学而言，真正卓越的学术团队或管理团队绝不在于规模的庞大，而在于品质及其结构的卓越。
由于人才竞争的持续蔓延，与那些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相比，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在我国各高校间人才与薪酬出现了类似悖论的现象。一般而言，在成熟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人才的水平、薪酬应与高校的层次成正比，即在较好的大学工作且水平较高的人才拥有较高的薪酬。但我国的现实是，很多水平中等、甚至一般的研究者，在水平中等或一般的学校，获得了同行中较高甚至最高的薪酬。现行体制下，即便在同一所学校里，由于薪酬或绩效不是根据学术能力或贡献来确定，而是参照人才的头衔、课题、获奖等外在因素，有时也不是学术贡献最大者，酬薪最高。吉姆·科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曾谈道：“报酬的高低不是公司卓越与否的关键。排在第一位的不是你支付报酬的多少，而是你将支付给何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也一样。“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一流大学的人才引进一定要坚守一流的标准、宁缺勿滥。吉姆·柯林斯认为：“先人后事”的原则是任何一种卓越组织长盛不衰的永恒规律。之所以要“先人后事”，原因有3个：“首先，如果你是从‘选人’而不是‘做事’开始的话，就更加容易适应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第二，如果你有合适的人在车上的话，那么如何激励和管理他们就不再是问题。合适的人是不需要严加管理或勉励的；他们会因为内在驱动而自我调整，以期取得最大的成功，并成为创造卓越业绩的一部分。第三，如果车上坐的是不合适的人，不论你是否找对正确的方向都无关紧要，因为你还是不能拥有最卓越的公司。光有远见卓识，而没有了不起的人，那也无济于事。”在“双一流”建设中，如果只是为了在极短的时间扩大师资规模以提高排名，人为降低进人标准，高薪引进大量水平中等或一般的人才。其结果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不但可能建不成一流的大学和学科，反倒会使后续的人才引进缺乏必要的空间和资源，从而导致学校发展乏力。
二、在“双一流”建设中的资源配置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都是一项资金和人才密集型的系统性工程。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无论如何努力，也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不可能把所有大学都建设成一流大学，也不能把所有学科都建成一流学科。因此，只要不是人为地改变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就必须承认不可能每个国家都有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可能某个国家想建多少所世界一流大学就可以建多少所。一流学科建设也同样如此。罗伯特·M．博达赫尔在担任美国大学协会会长期间，曾颇有胆识地问道：“美国需要多少所研究型大学？……我不知道美国应该开办多少所。但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值得审视。”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对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确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即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要有不同的定位、明确的分工，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力求卓越并不是件坏事，竞争也可以激发进步。但是，必须综合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并充分体现对公众利益的敏感性。到目前为止，模糊的世界一流大学概念和学术质量的难以衡量，使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更加困难。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创新力量和资源集中在更现实，更有用的目标上也许更好。”一旦有限的资源配置错了方向，非但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可能会阻碍高等教育系统自身人才培养能力的有效提升。
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流大学的数量与其综合国力高度相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大获成功，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得益于经济改革的红利，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以巨额的资金投入为前提，以政策驱动为杠杆，我国大学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有了长足进步。近年来，为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少数中心城市甚至掀起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锦标赛”。政府高度重视并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原本是好事，但无论如何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不能好高骛远，而应从实践出发。高等教育的投资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有可持续性，而且后续的投资要远远大于先期的投入。如果缺乏长远的规划，短时间内新建过多的大学或引入过多“名校分校”，并提出不切实际的远大目标，会不可避免地对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挤占其他的支出。一旦后续的财力跟不上，那些新建的大学或“名校分校”将难以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要么“夭折”，要么成为一所平庸的高等教育机构。客观而冷静地看，当今世界，既便是作为超级强国的美国，也不足以支撑过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在美国，人们不再建立新的综合型大学了，因为成本太高，而且没有任何意义。”究其根本，一方面，现有高等教育竞争格局下，建立新的研究型大学需要巨额的投入，而且所需要费用还会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即便是不惜巨资建成了研究密集型的大学，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可能没有直接的经济产出（可以商业化的成果）。
当前在我国“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政府如果将过多的资源配置到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上，而相对忽视了提升高校培养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人才的能力，长远来看，很可能会得不偿失。“过分地强调获取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可能会有损于一所大学甚至整个学术系统。它可能把精力和资源从更重要的、或许是更实际的目标上挪开，且过于关注建设面向研究和精英的大学，也会忽视培养更多学生或服务国家需要。大学很可能确立不切实际的期望，而损伤教职工的士气和表现。”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讲，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是极其昂贵的“奢侈品”，绝非多多益善。一旦重点建设的规模过大，受到财政资源和优秀人才总量的限制，很多大学最终只不过是空挂“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牌子，绝无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可能。因此，作为一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央政府需要对“双一流”建设的总体规模，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规模和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进行谨慎的评估，以确保高等教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可完成性。此外，面对资源依赖和人才竞争的双重约束，为了确保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在后续进程中，我国“双一流”建设必须严格实施“动态调整”，并逐步确立“总量控制”的基本原则，即建设高校和学科不能只增不减，以避免重点建设单位越建越多，最后“徒有虚名”。
三、在“双一流”建设中的理念重审
作为大学的某种“遗传”或“基因”，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近代大学得以复兴的基础，也是现代大学最为珍视的价值。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对于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也正因为它们太重要了，对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滥用也会成为妨碍现代大学转型发展的“包袱”。现实中很多陈腐的观念和过时的制度、甚至是错误的做法，多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名义获得合法性。在关于大学改革的争论中，保守主义者总能站在道德或精神的高点，对于任何可能的变革进行抵制或批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不是曾给大学带来罪恶可能会有争议，但对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滥用有可能拖延大学的变革则是没有疑问的。“自治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避免新出台的政府政策打断大学的学术和行政管理，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创新的、长期的政府政策难以影响大学的行动过程和产出。”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更不是否定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必要，而是认为作为一种价值选择或制度安排，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并非绝对的、无条件的，越多越好；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是促进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具体而言，当大学严重缺乏自治，学术严重缺乏自由之时，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医治大学之“病”的“良药”。此时大学一旦获得自治、学术一旦获得自由，将迎来大学和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当大学已基本实现了自治、学术已基本实现了自由时，抑或当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程度已不是影响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时，如果我们仍将精力集中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力争更大程度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无疑于舍本逐末。当前在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发展的基础条件已基本实现制度化，并受到法律保护，无论教会还是国家公然侵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事件不是没有，但肯定不再是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相反，“金钱的力量和大学对金钱的渴望，将极大地改变大学的发展模式，正在并将深远地重塑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组织和制度、使命和追求。”基于此，我们必须审慎思考那些对大学的批评，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意义的？在何种情境下、何种行为对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会造成伤害？在何种情境下、何种行为预示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有可能是被滥用的？并从实践出发寻找出大学怎么进行合适的改革才能做的更好？
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常识理性，无论大学自治还是学术自由都不是程度越高越好，而是有其限度。和人类社会很多事物的发展一样，通常情况下，“适度”最好。大学的发展虽然需要对可能侵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行为时刻保持警惕，但绝不能一直将其作为大学的中心工作或工作的中心。当今世界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或大学的办学水平，不是由该国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程度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大学的创新创业能力决定的。作为范式转型的一部分，在加大资源投入的同时，“你必须发展创业型的领导能力，和院校的自治齐头并进。”我们时代如果大学不能以创新的思维对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挑战做出创业型的反应，而只是固守传统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那么大学发展的危机将不可避免。
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受西方大学范式的影响，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经典理念始终被视为影响大学兴衰的主要变量。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之于大学发展亦是不证自明的高等教育“真理”。当前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面临着挑战。当然，所谓“挑战”并非要否定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地位或价值，而只是意味着对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大学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检讨和审视。在西方文化中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属于一种“常识理性”，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某种表面上普世主义但实质上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基于对欧洲大学的模仿。文化逻辑上，既然选择了欧洲大学模式，就需要接受欧洲大学的理念或价值观。基于此，一种显而易见的判断就是，“在那些学术自由全无或被严格限制的国家，不管财政支持和资源有多少，研究型大学都不可能建设成功。”这种判断从形式逻辑上看是没问题的，但它的前提假设无疑过于苛刻，实践中很难被证实或证伪。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全无学术自由或被严格限制，同时又在投入巨额资金来建设研究型大学。事实上，这句话本身可能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全无学术自由或被严格限制，根本不可能投巨资来建设研究型大学；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决定投巨资来建设研究型大学，那么通常不太可能全无学术自由或被严格限制。真实的世界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不是有或无，而是会一直处于一种张力之中。作为一种权利，实践中，学术自治和自由有时空间大有时空间小，但完全没有学术自治和自由空间的极端情况极少发生。
历史上，在象牙塔的时代，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之于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原因在于，那时的大学更接近于一个教化机构，规模小、人员少，与外界的主要冲突和联接点多集中于价值方面而不是利益。我们时代大学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研究成为代价不菲的国际化“产业”，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更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好的大学理念或学术价值观对于大学的发展虽然仍至关重要，但资金的重要性无疑正在显著增加。对于研究密集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而言，更是如此。经过近千年的积淀，在理念作为“软件”已经基本嵌入大学组织和治理结构的前提下，资源的筹集和配置正在成为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败的关键。换言之，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程度大体相当的情况下，通常政府投入的经费越多，这个国家的大学在排行榜上的进步就会越快。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就表明，“学术自由和研究型大学之间好像存在非常微妙的平衡。只要限制不是太严苛，在学术自由不完全的情况下也可能建立相当成功的研究型大学。”当然，对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优异表现，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大学的迅速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新模式；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中国大学的既有成功恰恰得益于对西方大学的部分模仿，同时，由于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很快就会触及“玻璃天花板”，很难真正成为世界一流。有学者认为，若不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减少科层制以及享有更多的学术自由，中国高校就难以成为领导者，因为科技和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产生这种创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尽管高等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个人的能力和对知识的批判性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下才能实现，也不意味着一个领域的全球模仿和政策借鉴必须应用到另一个领域。两种看法基于相同的事实，表面上看，观点完全相左，但实质上只是“看好”与“看衰”中国的态度的微妙差异，没有实质的区别。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大学在通往世界一流的过程中既改变着自己也会改变着世界一流大学本身。“过去30年来，观察者看到了世界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而现在有必要了解中国是如何在广泛的维度影响着世界。在中国和全球化之间，我们不应该选择性地认为中国被国际力量所改造或者中国改造着全球结构。相反，我们应该同时考虑所有的视角。”最终，通过“双一流”建设，中国能否建设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或者能否开创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一种“既有全球竞争力、也有文化相关性的学术模式”，不是理论上可以预测出来的，也不是一种乐观或悲观的态度可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未来我们到底怎么做。
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状，一方面必须承认近年来中国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取得了长足进展，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靠财政驱动和量化评价而非制度的优势。如果说当前的政策工具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起步阶段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那么随着中国大学在排行榜上的名次逐渐上升，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策略与政策必须有所改变，必须认真考虑学术生产力的成本以及有效的学术贡献，而不只是论文数量的增加和大学、学科的排名提升。进一步来说，为能够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进行全面且根本性的变革，必须从单一的政策驱动改革向政策驱动改革、市场驱动改革和知识驱动改革齐头并进转型；尤其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改变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充分调动大学自身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扩大高校办学和改革的自主权。“如何在院校自治和中央政府的角色之间做出微妙的平衡，是中等收入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关键所在。虽然政府应当提供财政和制度支持，但如阿特巴赫所言，院校自治是促进学术自由和创新的知识环境的关键。”就正在推进的“双一流”建设而言，当前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可能远比人才储备方面更有优势。但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资金和人才必须保持同样优越，仅仅有钱并不能成就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关键还是要能够通过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汇聚全球科学精英。对于“双一流”建设，中国的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归根结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仍然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可能创造新的高等教育规律。面向未来，中国大学要在科学与知识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要在世界大学群体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保持人才、资源和理念的平衡，必须在遵守学术规则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并对中国文化与知识传统的复兴承担起必要的义务。（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