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分化的现象
大学分化是多种社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大学的每一次分化都是在试图回应某个时代大学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它既反映出社会对大学不断提出的新诉求,也反映出人们对大学认识的不断深化,更折射出大学新的价值选择。大学分化首先以新的大学组织形态出现，大学组织形态的分化折射着高等教育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历史谱系。
人们一直把欧洲中世纪大学看成大学的源头，并把其基本特征归纳为“学者行会”。其实，中世纪大学在诞生之初，“只是一个松散的同盟，没有任何官方的性质，没有任何具有约束力的章程，没有一块限定的安定处所；曾经一度，它只是一些学院的集合。”大学“这种组织除了具备耐力与韧性，使它能够抗御时间的洗刷，而且还具有显著的弹性”。
显然，中世纪大学只是一种“原生态的知识传播机构”，不带有任何世俗和功利的色彩。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发展和民族国家兴起的推动下，一批适应近代科技发展和生产需求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出现。如18 世纪法国出现了专门学院，俄国出现了技术性专门学院；19 世纪初德国成立了柏林大学，也出现了以实用主义为主的工科大学和专门学院；日本出现了专门学校，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实业专门学校等；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了新大学运动；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州立、市立大学；19 世纪末美国产生了初级学院，这些初级学院又于20 世纪中期改为社区学院；20 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多科技术学院。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截至2008年，全世界200 多个国家中，仅有6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没有分化现象，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依然全部由大学来承担，它们是帕劳共和国、伯利兹、安哥拉、马拉维、冈比亚、莫桑比克。这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已经进入多元化的时代。
如果将欧洲中世纪大学作为大学的原点，那么，今天形态各异、价值取向不同大学都可以看做世界性大学分化的结果。今天的大学形态已不完全是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行会”，也不再是纽曼心中的“理想大学”和弗莱克斯纳笔下的“现代大学”。今日大学已经分化为类型多样、功用多重的“知性复合体”。总体来看，大学分化有如下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一）基于理念差异的大学分化
理念是大学的灵魂，纽曼1852 年出版的《大学的理想》一书，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阐述大学理念的著作。殊不知，纽曼的大学理想，针对的就是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新大学运动。当19 世纪20、30 年代，以英国伦敦大学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大学出现之后，牛津和剑桥大学坚守的大学理念开始受到质疑，“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成为对教育包括大学的一种追问。纽曼作为传统大学的代表之一，反对在大学进行“专业和职业教育”，坚持捍卫英国传统的“绅士教育”。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可以称作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一次胜利，这种胜利拓展了人们对大学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大学分化是基于理念的分化而形成的。
（二）基于教育属性差异的大学分化
无论是中世纪大学，还是民族国家兴起时的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的属性都被认为是公益的，人们从来没有赋予大学营利的属性。即使在学生需要缴纳学费的时期，人们仍更愿意将其视为维持大学运行的成本补偿。尤其是在许多计划经济的国家和西欧福利国家，一直将高等教育解读为“义务教育”，以营利为目的被认为是大学精神的沦丧。然而在世纪之交，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出现了营利性大学，人们坚守的高等教育公益属性开始受到市场化和产业化的严重挑战。应该说，营利性大学的出现，是大学属性分化的典型标志。
（三）基于知识分化的大学分化
大学从其产生开始，就被认为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因此，大学的发展和分化与知识的发展和分化之间就形成了某种逻辑上的联系。当知识的专业性越来越强时，大学的类型和人才培养就可能走向专门化的道路；当知识走向融合的时代，专门化人才和单科性大学就可能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认为，知识的发展同时具备分化和整合两种性质。从分化的角度看，新知识既可能在原有大学中创造新的系科，也可能催生全新的大学形态。从整合的角度看，知识整合既推动了大学内外部学科或组织的整合，也推动大学从单科性走向多科性和综合性大学。大学内部跨学科组织的出现，以及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合作，实际也是以整合形式出现的更深层次的大学分化。显然，基于知识的大学分化，是大学分化的基本动力。
（四）基于职能拓展的大学分化
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是人们的共识。大学的三个职能是渐次出现的，这三大职能的排列顺序既是大学职能形成的时间顺序，也是大学分化的重要“节点”。大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当大学被不断赋予新的职能时，就促进了“里程碑式”的大学分化。德国的柏林大学是科学研究成为大学职能的产物，美国的威斯康星和康乃尔大学是社会服务成为大学职能的产物。每一次大学职能的拓展，都不同程度地激活了大学的“能量”，促进大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领域。
（五）基于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变更的大学分化大学
原本没有公私立之分，民族国家的兴起，使大学进入了国家的视野，而美国的《达特茅斯法案》在法律上界定了公私立大学的界限，从此公私立大学成为两种不同的大学形态。管理权的变更同样是大学分化的一种路径。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大学经历了一个由自治走向共治、由单纯内部管理走向内外部共同管理、由纯粹的学者管理走向利益相关者共治的过程。大学管理权的变迁，反映着大学服务宗旨和使命的分化。通过对现实大学的观察可以发现，管理权和办学权的差异会引导大学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
今天，基于投资体制差异而产生的大学，给大学分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当大学管理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地方的产业优势会迅速渗透到大学的专业、学科和人才培养当中；当大学的管理权由政府转移到社会公众时，伴随着大学投资体制的变化，大学的价值诉求也会发生根本变化。
（六）基于培养目标不同的大学分化
培养目标是大学与社会连接的纽带。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基于社会和个体的需求而形成的，由社会进步引发的教育需求是大学分化的内在动力。甚至，在原有大学的培养目标彻底落后于社会需求的时期，旧大学的消亡和新大学的诞生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维持生存的必然手段。实际上，无论新大学形态的产生，或者原有大学内部发生的分化，基本上都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分化有关。当崇尚博雅教育的大学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培养实用人才的大学就会出现；当单纯教学型的大学无法追赶知识分化的速度时，培养科研人才的大学就会出现；当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无法服务于工业化生产时，培养职业人才的大学就会出现。
（七）基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影响的大学分化
在大学分化的进程中，显然印刻着明显的政府干预和市场影响的痕迹。美国的赠地学院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德国的柏林大学也是同样。即使到了今天，许多国家都把多样化发展作为大学发展的重要理念，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成为大学分化的重要推动者。但今天的大学分化，显然更多地打上了市场的烙印，最为典型的就是西方国家不断兴起的营利性私立大学。
（八）基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引发的大学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规模扩张引发的大学分化，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马丁·特罗认为，一般而言，处于精英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与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的任务不可能由同质的大学来完成。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左右时，大众化教育将由原有大学中的某些部门承担，精英与大众的教育任务通过原有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工完成。而当毛入学率达到50%左右时，大学分化将超出原有高等教育系统的范围，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将打破原有认识的限制。同时，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也将从这种大学机构的“混乱中受益”。
这也就是说，大学分化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和水平；大学形态单一的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则相对偏低，西欧福利国家和我国都属于此类情况。从我国的现实看，民办大学的重新崛起和独立学院作为一种新的大学形态，实际上就是以规模扩张为诱因出现的。
（九）基于借鉴与学习异国经验的大学分化
与生物界的自然选择与分化不同，人类的各种活动都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与自觉性。大学分化也不例外。不同国家大学发展史的时间差异，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也为新大学形态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之于德国柏林大学，建国初期我国的大学之于苏联的大学形态，莫不如此。有学者认为，欧洲只为世界提供了大学的模板，而世界性大学则回馈欧洲以合理、多样的大学形态。同样，马丁·特罗也认为，二战后高等教育形式与结构的传播，主要是由美国流向欧洲。对一国大学形态的模仿，对国际视野中的大学分化可能没有意义，但对本国的大学发展可能意义非凡。此类大学分化也应纳入大学分化研究的范畴。
（十）基于信息技术进步的大学分化
信息技术催生大学形态分化已初露端倪。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学习知识的方式和传播知识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网络技术的高度成熟已经使互联网教育成为现实，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各种教育资源。最近国外有人预测，也许50 年后，当下的大学形态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络而形成的虚拟大学。可以肯定，未来大学形态的存在和分化，将越来越依托于现代教育技术，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成果所带来的大学形态分化，将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二、大学分化的复杂性
大学分化走到今天，人们不难发现，大学的类型在分化，大学的层次在分化，大学的培养目标在分化，大学的职能在分化，大学的使命在分化，大学的理念在分化，大学的利益诉求在分化。正是大学的分化导致大学形态多样，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从如此复杂。
（一）大学分化动因的复杂性
任何组织的分化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内部的，二是外部的，大学概莫能外。从外部来说，大学分化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必然过程。当已有的大学组织不能满足社会和人的发展要求时，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教育机构。没有一成不变的或不分化的大学,只有变得快或慢的大学。因为，“复杂万端的高等教育系统从本质上讲是个混血儿，而不是任何观念的极端产物。”
从内部来说，分化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基于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需要。的确，知识分化和人才培养规格多样是大学分化的前提，因为任何新知识的产生都需要在大学中寻找栖身地，任何人才培养都需要在大学里完成。例如在历史上，当应用性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之后，就导致一批专门性大学的产生。再如，大学教育从本科生向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专科生两头延伸，体现出人才规格在大学分化中所起的作用。但建立在知识包括人才培养基础上的大学分化，已逐渐完成了历史使命。因为大学的层次分化已相对固定，人才的培养规格已相对清晰。故今天的大学分化，更多地增加了知识之外的因素。例如，随着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增加，包括由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大学投资体制的变化，开始导致大学的分化脱离原有的内部发展逻辑，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与市场体制和机制相关的因素，并使大学的管理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二）大学分化路径的复杂性
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学分化，都一步步打开了人们认识大学的新视角，原来被遮蔽的大学属性和本质逐渐被人们认知，大学的职能与功用逐渐地被社会需求解放出来。新的大学形态既可能基于大学发展的内部逻辑，也可能是迫于外部的社会压力，还包括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总体来看，大学分化受政治的影响在相对下降，受经济的影响在逐步增强，受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在不断增大，受信息技术的影响初露端倪。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大学形态革命。正是这些难以厘清的动因和路径，以及不断增加的大学利益诉求，将大学引向不同的分化道路，并不断加深大学分化的复杂性。同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学分化的路径是多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轨迹；大学分化的动力是多样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动力器”。大学分化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既是大学分化的路径，也是大学分化的动因，甚至也包括大学分化导致的结果。
（三）大学分化导致大学思想的复杂
任何一种大学形态的分化、核心大学的产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打上思想和价值的烙印。大学组织形态分化只是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大学思想的分化。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学分化，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几乎都带来深刻的大学理念冲突乃至传统大学的抵制。18世纪德国传统大学的因循守旧几乎断送了德国大学的未来，纽曼的《大学理想》抵制的是19世纪初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是对“巨型大学”的声援。大学分化导致大学思想复杂性的表现，就是不断出现的大学理念危机。解决大学理念危机，就是使新大学思想的形成与大学分化同步。在美国，大学分化与大学思想的分化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在欧洲，则往往是不同步。美国能够同步，归因于美国文化传统中的实用主义和多元文化。欧洲的不同步，原因在于传统大学思想的惯性作用，或者说传统大学思想根深蒂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形态的分化较快，但大学思想分化却较慢，甚至可以说只见大学形态分化，未见大学思想分化。大学思想的滞后，制约着我国大学分化的进程。面对冲突的大学理念，需要更多的价值判断和主体选择。
（四）大学分化导致大学分类的复杂
现今人们对大学组织形态的考察，都是以传统大学为参照系，通过文本来完成。在大学形态这个话题上，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中世纪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英国的新大学运动、美国《赠地法案》之后的州立大学以及20 世纪初的社区学院等。然而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大学组织形态，既有公私立大学之分，也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大学之分；既有研究型和教学型大学之分，也有学术性和应用性大学之分；既有综合性和多科性大学之分，也有普通型、高职型和社区学院之分；既有国家和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办学之分，也有公司（企业）大学与创业大学之分；既有“围墙大学”、开放大学、网络大学之分，也有跨国大学和无边界大学之分。即使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虽然其组织形态没有发生分化，但由于对大学理念和大学职能的解读与接受程度不同，在使命追求、内部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方式上都在发生变化。
可以说，大学组织形态分化的程度和水平，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传统大学形态和人们的想象，以至于大学分类似乎跟不上大学分化的速度。各种分化出来的大学，在保持着传统大学的某些基本特征和基本组织架构外，正在显现出越来越迥异的特点和属性。美国学者克拉克·科尔，面对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分化，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多元巨型大学“是在先前模式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元素而成的多元、异质、矛盾的机构，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
（五）识别大学真分化与假分化的复杂
在大学分化的过程中，依然有许多不变的基因，正是这些不变的基因维系着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维系着分化的大学构成一个整体的高等教育系统。然而，在大学分化的过程中，有的大学分化难以称之为真正的大学分化，而是为了分化而分化。例如，我国曾将大量部委属的大学下放地方，这种单纯由管理权变更引发的大学分化属于分化的范畴，但它并没有直接导致大学组织模式发生变化，因此，这种分化只能说是大学的“物理分化”，并不能产生“化学反应”。这样的大学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但没有改变大学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
这也就是说，大学形态分化倘若缺失创新性变化，则难以给原有高等教育系统和大学带来足够的冲击和影响，其分化的意义和价值也就相对降低了。再如，我国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以来，大学的形态分化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在我国出现的独立学院，其体制和机制完全有别于原来的大学。从表面的组织架构看，独立学院似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在投资和办学体制上却完全冲破了过去的公办大学模式，属于大学的真分化：但在学科和专业设置上，延续“母体大学”做法，这就属于大学的假分化。在此意义上说，即使是一种新型的大学形态，其中也有真假分化之分。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今天的大学类型和层次已呈现多样化，但在许多大学的骨子里，似乎都没有改变原来的大学模式，甚至还有一种回归传统大学的本能和冲动。如此的大学分化，显然不是大学分化的本真，更不是大学分化的理想选择。这样的大学分化是假分化，最终还是走向“同质化”。
大学分化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既反映了一国教育实践的发展和大学传统的历史惯性，又反映了一国教育理论和体系的成熟程度。如今，大学形态的分化与创新，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彰显其重要性与复杂性。在大学分化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还仅仅“坚守”所谓的经典大学理念，无异于刻舟求剑。传统的大学理念已经无法解释现代的大学，也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正如马丁·特罗所说，从精英向大众以及普及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变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高等教育观念、功能、课程与教学形式、学生学习经历、学校类型与规模、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入学与选拔方式、学术管理形式以及高等教育内部管理都发生相应的变化。21世纪的大学已经没有办法回到20世纪、19世纪甚至12世纪。
三、大学分化的价值
对大学分化的态度，取决于人们对大学属性和本质的认识程度。如果用中世纪大学的标准来看待今天的大学，显然有的大学已经不是“大学”。例如：大学公益性的改变、市场机制的增加、盈利性大学的出现、利益相关者的不断介入、民办大学对产权的不断诉求，都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理想中的大学形象。以至于在大学走过近千年历程之后，仍有人在追问：何为大学？
毫无疑问，大学分化正在不断加剧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以至于在今天人们已经很难用一种大学概念和形态来诠释所有的大学。当我们还踟蹰于如何面对某种“新大学”形态时，更为新颖的大学形态恐怕已在孕育之中。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说，如果说历史的高等教育研究面对的是相对稳定的大学群体，那么，我们今天不得不接受越来越频繁的大学形态嬗变。因此，每种新大学形态的诞生，都需要我们重新调整对高等教育的既有认识。就以大学分类来说，今天我们之所以陷入大学分类的困境，恐怕就是由于对大学分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一）大学分化是大学教育思想不断丰富的过程
任何新的大学形态都源于实践性的、时代性的教育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新大学形态所代表的教育观念往往背离原有的经典大学理念，是对大学思想的一种新解读。例如，20 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多元巨型大学”“创业大学”“无边界大学”等，都不同程度地打开了原有大学的时空，拓展了大学功能。如今，基于“服务”“创业”等新理念的大学，正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不仅如此，新教育思想和模式与原有大学已经形成某种竞争，其结果可能推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演进和分化。大学需要竞争，大学也需要重建。加拿大学者雷丁斯将大学的发展比作“废墟上的重建”。我们也可以将大学分化看做同样的过程。当人们对大学的隐喻从“象牙塔”变成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时，就已经意味着大学分化的积极意义。诚然，在今天的大学中，依然有部分大学捍卫自己的“象牙塔”精神，这样一种精神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大学的发展就是在对历史的扬弃和坚守中实现的，而大学分化正是扬弃的过程和结果。
（二）大学分化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加的过程
大学分化的本质，主要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任何新大学形态的出现，背后都隐藏着新的社会集团及其利益需求的变化。即使大学内部的系科和专业分化，也掩盖着某一利益群体的需求。例如，当原有的博雅教育不能满足工商业者的利益需要时，他们会建立实用主义的大学；当国家层面的大学不能服务地方经济时，地方政府会组建地方性大学；当政府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大学经费需求时，他们会改变公立大学的性质；当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学与市场经济模式格格不入时，就尝试民办大学的道路。
如果说中世纪大学是“学者行会”的大学、民族国家的大学，是政府的大学，那么，今天我们已很难为大学指定“主人”。因为“他”已不是一个单一的利益群体，而是由全社会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的群体——同时满足日益多元的利益相关者需求。实际上，当我们以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待大学时，分化就已经是大学发展的必然逻辑了。
（三）大学分化是大学制度不断调整的过程
在高等教育领域，“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为一种“话语时尚”。在我们使用“现代大学制度”这个概念时，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承认大学制度的“现代”、“近代”和“古代”之分了。如果说大学制度具有“时代性”特征，那么，这种“时代性”是如何演进的？不同“时代的”大学制度又有什么区别？怎样的大学制度才算是“现代”的？
虽然我们还不可能给这些问题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现代大学制度”一定具有某些原来的大学制度所不具备的特征。充满改革活力的大学制度不可能栖身于停滞的组织当中，只有当大学分化深入到体制和机制运行层面时，新的制度理念和模式才有可能为人们逐步认识和接受，而这些新特征也就自然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实际上，每种大学形态都应有其个性的“现代大学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分化也是大学制度向“现代”迈进的过程。
（四）大学分化是大学结构与功能不断优化的过程
历史上的大学形态是一维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背景下，一维的大学形态可以承担起多样的社会需求。但是大学发展到今天，乃至于大学与高等教育逐步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就是在表明，作为单一形态的大学，不可能涵盖中学后教育的全部活动。原本大学与高等教育的内涵十分相近，但今天大学显然在成为高等教育的下位概念。
即使在高等教育这个概念层面上，“中学后教育”、“第三级教育”等概念的出现，就已经深刻地揭示了结构与功能的扩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同时，高等教育结构与功能的扩展也增强了大学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有了大学分化，大学的结构和功能才能丰富，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然而，大学分化对大学结构与功能的优化意义尚未得到普遍承认。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大学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民办高校、独立学院、高职院校等新大学形态不断出现，尤其是以“投资办学”为本质特征的民办学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其应有价值的肯定及如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显然还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恐怕就是没有把民办大学看成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功能的基本要素。
（五）大学分化是大学“知识能量”的释放过程
大学是知识的栖身地，知识在大学得到系统的研究和传承。大学是为知识设计的制度，知识是大学的宗旨和灵魂，知识的发展推动着大学走向分化。并且，那些经过系统研究和传承的知识，正在为社会发展提供越来越强大的智力支持。在世纪之交的西方，就曾有学者提出“知识经济是站在大学的肩膀上”。
显然，社会的进步已经在不断解放大学的“知识能量”。其实，大学的分化过程，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延伸，都为知识的传播和下嫁提供了平台。知识以多种方式进入社会和个体，都有大学会的贡献，尤其是大学分化的贡献。大学的分化为知识传播提供了多条可供选择的通道。大学也就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完成分化，形成了今天多样和复杂的高等教育系统。历史上，为神学所统治的大学曾因否认知识的功利价值而抵制分化，结果只能走向衰败。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区分大学分化与知识演进的因果。当大学和知识同时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时，大学分化与“知识能量”的释放已经合二为一，成为共同的过程和趋势。
（六）大学分化是大学对社会需求的主动适应过程
今天的大学与中世纪大学相比，虽然有着相同的基因，但经过分化，大学的价值取向已经有了明显反差，成为高度异质化的组织。分化是大学发展的机制，同时也是大学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必然过程。大学分化表明，社会需要积极主动的大学分化，而不是被动的大学分化。
综上，大学组织形态的分化，给大学和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分化既是大学发展的动力，也是大学发展的必然；既是大学理念和制度的一种调整，也是大学结构与功能的一种优化，更是大学应对社会变化的一种主动适应。我们需要对大学分化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反思的基础就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学分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加速分化的时代。只有承认大学分化，才有可能更加清晰地认识高等教育的属性和本质；只有厘清大学分化的特征和轨迹，才有可能深刻理解大学分化的意义；只有从分化的视角去解读大学，才有可能推动高等教育学科迈向新的水平和高度。因此，我们只能理解大学的分化，接受大学的分化，在分化中把握大学的属性和本质，在分化中形成新的大学思想。
在我国，大学分化的实践已经前行，而大学思想似乎仍停留在精英阶段。于是我们看到，依然有人用精英背景下的大学思想衡量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实践，用一维的大学形态理念衡量多样化的大学形态，用体现教师权力的理念衡量利益相关者增加的大学实践，显然不合时宜。人们常把大学活动比喻为一种“钟摆现象”，大学分化也是一种钟摆现象。有时是外部力量大于大学内部逻辑，有时大学内部逻辑大于外部力量，两者不可或缺，无法用优劣来区分它们的作用。
大学分化是大学保持活力的必然过程。今天已经分化出来的各种大学形态，并不是大学形态的终点，只能是大学形态的“阶段性”产物，大学分化依然“在路上”。在历史上，似乎从未有人给大学分化设计过路径；在未来，恐怕也很难给大学分化人为地设计一条路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