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学

关于“国学”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等，《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也就是说，在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

《礼记·学记》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孔疏引正义曰:“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可见，这里“国学”指的是诸侯在国都所设之学校。“国学”作为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

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到了清末，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但不管怎么变，“国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指的是学校。

现在我们经常用的“国学”概念是指学问、学术，产生于清末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相对于“西学”称“中学”，后改称“国学”，这样就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它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国学”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概主要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于激烈的变革时期，也可以说是过渡时期，中西古今文化交流冲突，国学没有，也不可能确立自己相对独立的疆域、规范、典范。但大致可以肯定，近代的“国学”概念主要是相对于新学、西学（外学）而寻求中国学术文化的地位，凸显中国学术文化的自身特征，很大程度上泛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所说的“国学”一般有狭义、广义、泛义之分。

狭义的国学则专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文明、意识形态）方面，诸如历史、哲学、伦理、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等，具体指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及其思想观念体系。尽管涉及的门类甚多，内容广泛，但传统的精神文明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广义的国学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同的概念。文化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加起来就是广义国学的内涵，可以说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问，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泛义的国学，如台湾学者龚鹏程近来撰文指出：“国学，在晚清，具体内涵其实是指经学，因此绝没有一个弄诗词戏剧的人会被称为国学大师。到了‘五四’以后，国学变成了史学，胡适、傅斯年所谓‘整理国故’，均是将国故视为史料而整理之，史学家钱穆也写过一册《国学概论》。

笔者认为，国学研究形成于20世纪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交流、融汇的历史时期，已经不可能完全脱离既有的话语环境。我们今天已经处在一个中西不可分隔的对话的时代，不可能完全离开西方学术思想谈中国思想学术，而是应该在继承批判百年来国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矫枉过正进行反思和调正，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在重新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基础上，我们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同时以自己文化传统为主体来参与世界多元文明的融合。

二、大学

古代的大学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根据文献记载，古代“学”有小大之分：大学即是大学堂。据《礼记》、《周礼》等记载，西周国学分大学与小学，礼、乐、射、御为“大学”，书、数为“小学”，两者合称“六艺”。

大学作为一种具有高等教育职能的机构，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的成均和上庠。以后夏朝的东序，商朝的瞽宗，周朝的辟雍，都是当时位于京师的最高学府。到了汉朝，中央设立太学，为最高学府，而地方也开始设立郡学、州学、府学、县学等供同龄学生学习的的地方官办高等学校，相当于不同阶级的公立大学，低阶大学学业出色的学生可以进至高阶大学学习。隋唐以后太学改为国子监，唐朝以后出现书院。书院可以分为大学部、小学部。

另外，还有专门学科部或者专科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南朝宋时设有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史学馆，合并后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唐朝的国子监设有律学馆、书学馆、算学馆。明朝时设有专门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四夷馆。

在大学里所研究的学问都是大人的学问。《小戴礼记》即《礼记》有《大学》一篇，是关于本是讲大人之学的名篇，后儒特别重视。那么什么是“大人”呢？所谓“大人”，即是学问上达到了最高水平，人格上达到了最高境界，将来可以治国平天下的英才。

今天我们越来越丧失了几千年的大学传统，我们的大学没有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而“为道”的“大人之学”本应是大学的本质，大学缺乏人师，不讲大道，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就只知道追逐利益，许多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现在的“大学精神”多与西方文化有关，其实我们1949年以后的大学受到各种影响，连西方大学的精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教授作为公知的社会责任等）都没有学到，同时也失去了我们的“大学精神”——与《大学》有关的以培养理想人格（君子、希贤希圣）为依归的“大学精神”，而传统儒家“书院精神”就是体现我们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教育机构。

三、德育

德育，按照百度词典，广义的德育指所有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与道德等方面施加影响的活动，包括社会德育、社区德育、学校德育和家庭德育等方面。 狭义的德育专指学校德育。

学校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受教育者积极的认识、体验与践行，以使其形成一定社会与阶级所需要的品德的教育活动，即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长期以来，我们的德育内容大致包括：1.爱国主义教育；2.理想教育；3.集体主义教育；4.劳动教育；5.人道主义与社会公德教育；6.自觉纪律教育；7.民主与法制观念的教育；8.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

按照我们的教育方针，德育是放在首位的，但是众所周知，在现实中，德育的地位则相当尴尬和无奈。由于只重智育忽视德育的现象日趋严重，造成了德育教育游离于学生的思想、心理和实际生活之外，有空洞、教条、形式化之蔽，使许多学生品德、心理等做人方面有重大缺陷，进而极大地影响了他们走上社会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在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使他们自己获得个方面的成功。正因为如此，大学德育的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大学德育是失败的。分析失败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长期破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传统文化的割断，到现在已经百多年了，当今90岁以下的人在除了个别学者，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侨外，基本上都没有受过系统的以儒家经典为主的经典教育，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如果说这些的封建的落伍的东西，抛弃了这些，中国人的文化教养是不是因此更提高了？是不是因为我们时时处处学习西方而文化水平提高了？更受外国人敬重了？显然不是。而且，百多年来中国出现的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情，不能不说与中国人整体失去道德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要以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为主，具体体现在古代的圣贤人物、志士仁人身上，但他们的思想修养的根源其实是扎根于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经典当中，也可以说中华传统美德的理念就蕴藏在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经典当中。

如果不对这些经典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华传统美德，使这些美德渗透到自己的血脉之中。要切实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不是再向过去一样开开会，喊喊口号，就必须自小者近者切实做起，也即从根基做起！这就是从最根本最切实的读经的教育做起。 

今天，我们大学生为什么要学国学，读原典呢？我想至少有两个理由：

第一，国学经典本来应该在上大学之前就应该诵读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行的教育体系使我们的从小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与素养，所以对大学生来讲，学国学，读原典是很有必要的补课。

第二，由于大学生缺乏国学经典的基本素养，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人文素质的提高，影响到我们人格的健全，也影响到大学生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主要是通过学国学，读原典，学会做人做事，学习圣贤的道德人格，希贤希圣，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结语

中国有几千年的德育传统，形成了修道立德，内圣外王的德育模式，而今天的德育是政治、思想与品德教育。中国古代的德育模式是以道德为核心人格建树，今天的德育以意识形态灌输为主，政治化、形式化。现在，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我们应该回归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就是说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是我国教育发展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我们的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这一重大任务，就是要以传统文化基础，为源头，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和世界胸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者为儒学研究专家、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