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IAS），是在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旁边建立的与众不同的高端学术研究机构，走了一条与大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凭着其独特的机构特色和卓越的学术贡献，持续聚焦唯学术的办院理念，坚守初心，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成为世界基础科学前沿研究的圣地，也成为世界各地高等研究院竞相效法的榜样。

一、聚焦学术：另辟蹊径的办院理念

（一）只从事学术研究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一开始就是为弥补现代大学建制的不足而登上历史前台的。大学最初是一座独立的象牙塔，与社会保持着距离，自得其乐。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学术资本主义的流行，大学与社会、市场、政府的关系开始紧密起来。19世纪中期美国赠地运动和州立大学兴起，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开始成为社会共识，威斯康辛思想更是一度引领大学的时代风尚。20世纪以来，大学为了自身发展，不断迎合社会的各种需求，办学目标越来越世俗化，多元巨型大学越来越多。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种职能使得大学教师不再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知识生产，而是成为知识消费者，甚至是已有知识的搬运工和商人，学术研究多为即时需要。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的不断扩充，大学内部的系科更加细化，独立建制，这对高深学问的综合性研究十分不利。在此种情境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为一种有别于大学的专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机构，应运而生。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建立时，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一批世界顶尖级研究型大学已经非常成熟，而且极具影响力。但这些大学的功能越来越多，学术研究只是大学功能中的一部分，其他职能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进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有别于大学，是纯粹的高等学术研究机构，不承担任何教学或社会服务等职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古希腊柏拉图学园的翻版，但大量融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而且注重跨学科研究和团队协作。

（二）只从事高端基础理论研究

随着大学成为社会发展的引擎和发动机，应用技术研究如日中天，但基础理论研究日益边缘化。大学的行政组织越来越庞大，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越来越多地干预了学术自由和精神独立。大学的世俗化加剧，使得那些对高深学问研究有着天然需求的学者们逐渐丧失了思想领地和话语权，被绑架于大学排名与绩效考核的“战车”上。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其定位中明确指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鼓励和支持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即那些原创性（常常是纯理论的）的想法，会产生新的知识，并改变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在当时是与时代潮流完全相悖的，需要创办人有远见卓识和魄力。高等研究院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因而引进的理论科学家居多，偶尔也支持学者做一点实用技术方面的研究。例如，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进院后在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硕果累累，但没有成为高等研究院的主流。

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奠基人，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对美国医学教育的批判引发的巨大变革及创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其高等教育方面的代表作《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和《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倡导与世俗保持距离的“无用之大用”的基础研究。他指出，学术研究不应该追求实用，而只是满足学者对知识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大学也是如此。他警告说，大学要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但不是社会的欲望，而要“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要比对社会世界或美学世界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但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它们都很重要，都非常有价值，这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价值，有意义，有内涵，有用处。”这种寻根究底式的基础研究，耗时巨大且不能产生及时显著的效益，但长远来看，却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能够解决人之为人的根本性问题，不应该随着物质主义的泛滥而被边缘化。

（三）只从事“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

在1931年的高等研究院董事会会议上，弗莱克斯纳提出：“研究院首先是在本质上是以知识追求为目的的，应该是小型而易塑的。虽然没有远离现实，却应该是学者和科学家的天堂，在那里研究世界和它的现象的实验室；虽然不是修道院式或偏远的，却应该是简单、舒适而宁静的；它应该害怕没有争论点；但是在研究中，却不应有来自于任何方面的强迫学者或支持或反对任何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偏见的压力。它应该提供探索未知世界必需的基本的设施、宁静和时间。它的学者应该享有完全的思想自由，并且绝对免于行政责任的顾虑和担忧。”

这些思想都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期坚守的立院之基，也成为“学者乐园”的基本理念。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努力以“好奇心为驱动”为动力发展机制，营造健康和谐的环境来维护学术研究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纯洁性是指“价值无涉的知识探寻”（the disinterested pursuit of knowledge），这是一切科学研究都应该遵循的原则，只唯事实，不唯利益，因为外在利益很容易左右科学研究的进程和结论。独立性是科学研究之本，为此，高等研究院从最初就努力营造自由自主的研究氛围，让学者在闲暇自由的氛围中，借着对科学最纯真的好奇一步步接近真理。研究院坚信“无用知识具有有用性”，从肇始就不追求所谓“有用的”科研成果。这对于克服学术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浮躁之风和急功近利，是一个全新的风向标。

为了防止外来干预，研究院成立之初即明确规定“接受任何外部捐款的前提，是不能因为捐款就改变高等研究院纯学术研究的宗旨。”为了防止内在干预，研究院尽可能地减少行政管理工作，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科学研究提供服务。院方实行“无为而治”，目的是保证学者“从容而思”。“为学者服务”的理念成为高等研究院行政管理工作历来遵守的信条和传统，而且要谦卑地为学者提供优质服务，包括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二、坚守初心：成功的办院经验

（一）坚守一流科学家的人才优先原则

高等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弗莱克斯纳因实行“人才优先”政策而为高等研究院奠定了成功的基石，也博得了巨大声誉。弗莱克斯纳认为高等研究院的成败不在于拥有人才的数量，而在于引进人才的质量，尤其在于是否拥有“伟人”，他们是决定研究能够取得什么成就与成就大小的关键。因此，高等研究院始终坚持自己是“一个把才智当作唯一选拔标准的地方”。事实证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为第一个终身教授的加盟，奠定了高等研究院成功的基石。

弗莱克斯纳认为科研的第一要件是人才，有了卓越人才，科研成果就可以预期。至于研究方向和研究进度，那是学者自己的事，研究院只需要提供服务。反之，建设好卓越人才的聚集地，就不怕引不来卓越人才，有了卓越人才，就不怕没有科研成果。“研究所是一个别动队，哪里能取得成果，哪里能找到有特殊才华的人，就向哪里发展。”正是根据卓越人才的优势，逐渐建立和完善学术组织。最初由于爱因斯坦等3名物理学家和2名数学家加盟，1933年成立数学学院，1935年成立人文研究学院和经济与政治学院，1949年合并为历史研究学院，1966年自然科学学院从数学学院中独立出来，1973年成立社会科学学院。

一切以学者为中心。高等研究院没有设定研究院自身发展的目的，只坚持为科学家做出一流成果服务的办院宗旨。研究院坚持小而精，只设少数终身教授的职位，他们是高等研究院的永久人员，而其他包括院长在内都是临时雇员。新的终身教授是由原终身教授集体商议并聘请的，其他研究人员则是1—6年不等的访问学者。研究院主要负责向各位学者提供充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优越的物质条件。普林斯顿髙等研究院的所有学者不用授课，不需要为申报任何科研项目和研究经费而忙碌，因为研究院已经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和条件。他们不必为谋生和受世俗事务所缠累，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天马行空地自由思考、讨论、分享、写作、发表。弗莱克斯纳曾告诉一位教授，“普林斯顿没有任务，只有机会。”有了机会的真正学者，必然会自觉地肩负起任务。有人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并没有再做出重大的科学贡献，但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对科学界和社会的重要影响多是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开始的，而且没有再离开。爱因斯坦曾经在高等研究院同时指导40个访问学者，他们大都成了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为了吸引世界一流学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提供了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优厚诱人的薪水待遇。研究院没有过多的硬件和科研设备的投入，而是把相当多的金钱直接发给了学者本人。终身教授拿着大学教授不能企及的薪水，就是访问学者也可以在这里过上比较优越的生活，而这些都是高等研究院没有什么任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的。弗莱克斯纳把研究院院长比做“抬轿人”，而学者是“坐轿人”，院长不是要束缚和控制学者，而要努力让学者感到舒服自由。“学术民主意味着不去打扰有智慧的人，让天才享受安静。”让他们一无挂虑地从事研究，不加以任何约束。为学者建设一座学术研究的乐园，使其心无旁骛，只专注思考。每个人自定研究进度，不需要向谁负责。从成立至今，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极少有离开的。而几乎所有20世纪物理界和数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师，均造访过此地。这些都说明高等研究院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除了以学术研究见长，还是一个充满爱和包容的地方。在著名经济学家、博弈论创始人约翰·纳什（John Nash）穷困潦倒之际，高等研究院收纳并始终尊重他。纳什妻子就感慨地说：“一个人行为古怪，在别的地方会被当作疯子，而在普林斯顿这个广纳天才的地方，人们会充满爱心地想，他可能是一个天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纳什一样都因“美好心灵”而声名远播。

正是因为其始终致力于基础性、前沿性研究，许多著名学者在这里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建立近90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3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总计60个菲尔兹奖获得者中的42位、19个阿贝尔奖（A—bel）获得者中的17位，曾经作为教员、成员或长期访问学者在高等研究院长期工作过。超过6000名原成员在世界各地的学术界担任学术领导职务。”可见，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既是高端人才的聚集地，也是高端人才的输出中心。

（二）坚守尊重学术自由的原则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组织架构高度精炼，由决策、执行和行政服务三部分组成。决策机构即董事会，主要负责制定研究院的战略目标、任命院长等高管人员、处置管理资产及对相关制度进行修订。执行机构由执行委员会、投资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提名和治理委员会、高管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六个委员会组成，行使相关权力；行政服务机构由院长领衔，隶属执行委员会，负责财务管理、公共事务、基础建设及各学院的服务工作。整体而言，整个机构仅有37名成员，不得对学术权力进行任何干预。四个学院内部是松散的学术组织，没有行政管理，只有学术研究和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严格分离。高等研究院的学者研究什么，怎样做研究，全凭学者自主决定，院方不做任何干预，也不进行任何评价和考核。这种不求回报的“养人”式的研究体制，成为学术创新和杰出人才诞生的关键，也是其他机构所缺乏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倡导“学术至上”的办院理念，做到了以学术为本，以学者为中心。董事会的任务是聚集资金，院长和管理人员负责为终身教授和访问学者提供优质服务，终身教授负责选拔访问学者并领导他们共同研究，访问学者负责与终身教授和其他访问学者共同研究。终身教授处于整个体制的核心位置，也最有发言权。高等研究院曾发生“教师三次政变”，教授们与院长发生严重观念冲突，其结果都是院长主动选择离职，足见教授才是高等研究院的真正主人。能够被高等研究院聘为终身教授的都是公认的世界级大师，他们慧眼识珠辨别出来的访问学者也都是学界精英。

（三）不断超越学术研究范式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高深学问”的纵向分化与横向综合成为知识生产新模式显著的特征，这也对传统的“闭门造车式”和“单打独斗式”的研究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合作研究愈发重要且必要。以诺贝尔奖为例，21世纪以来颁发的自然科学奖项，大部分都是两人或三人合作，甚至跨地区或跨国合作。“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学术论文合作比率非常高，2人以上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占总体的65.13%。”建立和维持一种能推动学术在其中得到发展和繁荣的智识环境，是任何学术组织都应该关注和努力的核心问题。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造了一个不断更新又相对稳定的合作研究团队。四个学院都只设10人左右不等的终身教授，担任高等研究院的永久职位，负责各学院的学术管理工作。同时，研究院通过严格推荐、评估和遴选程序，遵照学术成就和学术潜能这唯一标准，每年从来自世界各地的1500多名申请人中选拔200名左右的访问学者来研究院开展期限为1—6年的科学研究工作。招聘访问学者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原创性的研究。“2018年度，共有43名教授和终身教授，251名访问学者。其中，历史学院15名教授或终身教授，57名访问学者；数学学院13名教授或终身教授，102名访问学者；自然科学学院，12名教授或终身教授，56名访问学者；社会科学学院3名教授或终身教授，36名访问学者。跨学科项目，教授1名，访问学者10名。院长访问者7名。”正是通过科研人员频繁地“大进大出”，每年都会创建一个新的科学研究团队，带来新的成员和新的观点，以此来保持高等研究院对学术前沿的敏感性和科研工作的活力。

除了以四个学院开展研究工作之外，还专门设立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项目等。弗莱克斯纳当年倡导的基础性研究、独立性研究、个体性研究的理念，今天来看，基础性研究、独立性研究依然得到很好地遵循，而个体性研究不再是主流，团队合作越来越多。跨学科研究项目探索从不同的视角观看世界，涵盖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和哲学等一系列学科。最近的跨学科研究计划由皮特·哈特（Piet Hut）教授领导，9名访问学者。每周举行两次学术报告，每位发言者进行10分钟学术报告，然后进行20分钟的讨论。此外，还组织以认知和意识为主题的非正式午餐会议，这是核心话题。还自发举行了许多以元认知为主题的午餐会议。此外，还有“院长访问学者”项目，邀请来自各个领域学者7名，包括高等研究院没有涉及的学术领域，目的是为研究院注入活力。

“理论物理学展望”项目（Prospects in Theoretical Physics，简称PiTP）是2002年起设立的一个深度夏季2周项目，专门为有志于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研究生和博士后预备。2019的主题是“物理学家眼中生物学中的重大问题”（Great Problems in Biology for Physicists）。包括病毒学、癌症、免疫学、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等分主题，运用现代物理学的工具，使对数据的探寻成为新的方法，从而使物理学家得出的结论能够带动对进化和生物过程基本理解的飞跃。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学术活动非常多。集体性的学术活动多，学者自愿参加。也有较为非常严格的学术报告活动，需要演讲者认真准备。普林斯顿大学的下午茶学术制度，也被移植到高等研究院，每天下午3时，在清香咖啡、热茶中，科学家们的大脑在思考和交流，激发灵感，形成创见，成为学术成果的萌芽。这些学术活动成为青年访问学者能够与大师接触的宝贵机会，也成为新的学术共同体诞生的重要契机。

三、结　语

经过近90年的发展，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高度研究院的标杆，其中有一些可以遵循的规律。

（一）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卓越的教育家领衔、超前的理念、大师的加盟、学术至上的组织设计、雄厚的捐赠以及得天独厚的区域位置，这些因素缺一不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当然有着极大的偶然性，但我们更应该学习借鉴其成功的必然性，其办院理念、制度设计等。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做好长久投入的准备，为那些有志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搭建个人平台与合作平台。最初是院长慧眼识才，后来就是用天才来识别天才，终身教授来选拔访问学者。其理念是在美国这个实用主义流行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纯理论研究的高等机构。汇聚顶尖人才并使他们快乐，一旦“学者天堂”建立起来，大量的人才产出和成果产出是必然的。

雄厚的资金固然重要，但不是关键所在。爱因斯坦曾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给予高度评价：“我对美国科学研究机构的成就感到十分钦佩。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爱因斯坦强调的经费之外的柔性因素，正是中国的高等研究院亟待突破的发展瓶颈。如何营造一个潜心学术研究的大师领衔的学术共同体，是需要高等研究院内外部多主体共同努力的。尤其是要下大气力消除制度的障碍，比如科研成果评价制度、人才晋升制度、学术权力的保障等，都亟待变革以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

（二）在坚守独特中超越自己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开始就是一场针对大学弊病的机构创新。在美国大学陷入实用主义的纷扰中不能自拔时，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创设一片学术研究的净土，维系了美国基础理论研究的卓越，而基础理论研究是应用技术研究的基础。这种远见卓识至为关键，其坚守亦为重要，因为特立独行很容易被世界同质化。90年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院精神没有变，反而历久弥新。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一直坚持独特的办院理念，坚持以理论研究为唯一功能，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方向，坚持“大师”的聘用原则，坚持小而精的行政特点，坚持追求学术卓越。这些基本方针从建院之始，都一直被很好地坚守和维护。高等研究院忠实秉承了“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的理念，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难性有着充分的理解，给与学者极大的宽容和尊重，这些都需要一颗坚守的心。行政人员只负责筹集经费提供服务，不过问学术研究；学者专注于科研，不需要为谋生分心，可谓分工明确。

但研究模式也在不断调整。研究院原来尽可能与世隔绝，现在与许多大学、高等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原来依靠科学家自发的个体研究，现在创造条件以便学者之间及与外部学术界进行联系，以各种方式来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组建研究团队和学术共同体。

（三）借鉴与生成方为上策

自从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设立高等研究院以来中国至少有40多家高等研究院。按其初衷，都有效法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想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吸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精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也是在借鉴柏拉图学园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普林斯顿大学等大学的经验和教训，通过一种独特超越的理念构建的新型学术组织。作为纯公益机构，需要抵制社会急功近利的短视和错谬。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靠百货商人路易斯·邦伯格（Louis Bamberger）兄妹500万美元捐资建立起来的，如今研究院的基金已经发展到7.4亿美元，与此相呼应的是，高等研究院产出的卓越人才和一流成果，更是全世界学者眼中的圣地。尽管如此，高等研究院不求大不求全，而是“筑巢引凤”，招聚最杰出的学者，为其提供最优越的条件和环境，使其产出伟大的成果。

中国特色的高等研究院需要本土生成。目前，中国已经建立的高等研究院多是大学内部的二级研究实体，只有西湖高等研究院是一所民办性质的社会实体机构。如何产出一流的基础理论成果和卓越人才，如何破解人才评价和学术评价的“顽障痼疾”，如急功近利的科研任务、大量的科研考核和奖惩，都需要制度创新，但更为关键的是理念更新。期盼通过高等研究院的制度创新和理念更新，促进大学的制度创新和科研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人才的发展创设更有利的条件。（2020年7月　作者系山东女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