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知识和经济的双重转型看大学的转型
（一）知识和经济的双重转型
知识与经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在人类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并没有应用于经济领域，两者在各自的轨道里运行，互不相干。即使在现代科学产生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科学知识仍然止步于远离经济的象牙塔内。只有当知识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生产劳动的技术，并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之后，知识才算是间接地与经济发生了联系。
柏林大学的成立，是现代科学知识与大学的第一次“握手”，这次握手不但改变了大学的形态，促使大学从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让知识开始拥有正式、系统、分科的社会建制，知识的生产和传递从而成为了一种正式的、受人尊敬的专门职业。“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使得科学知识生产的速度和效率大幅提高，也间接地推动了技术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从而催生了大学的第三职能——社会服务。
但是，无论是“威斯康辛思想”，还是《莫雷尔法案》，都只是在推动应用知识直接服务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知识与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但是这种建立在应用知识之上的联系仍然是间接的，知识不是为了应用而被生产，经济也并未在根本上提出对知识的需求。或者说这种联系还只是一种表层、“肤浅”的联系，因为两者并未在深层次上相互作用，知识和经济仍然相对独立，知识不因为其应用而被改变，经济因为知识的应用可能提高了技术效率和利润，但是经济的模式和形态仍然如旧。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重构，两者开始了一次强有力的、深度的“握手”。一方面，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不但应用于实践，而且已经处在经济发展的中心，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和决定竞争力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生产也越来越融人经济发展。科学知识生产越来越需要政府和市场的经济资源支持，知识生产的主体、地点也从传统的大学逐渐向经济发展的主战场靠拢，生产的方式和方向也在从传统的、单一学科的纯研究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的应用研究，科学知识生产越来越受到经济社会的评价和质量控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和“阅听人”。这样，我们看到了一副崭新的“图景”——经济和知识互相依赖、紧密“联姻”。
知识与经济的深度“握手”和紧密“联姻”，不仅是两者相互关系的改变，也对两者各自的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和知识几乎同时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在经济方面，因为知识的深度参与，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经济从过去建立在实体的物质资源基础之上逐渐转向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其标志就是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在发展经济的道路和方式上，创新驱动发展越发成为一种新的、优先的发展战略而备受推崇。在知识方面，因为深度融人到经济中去，知识也发生了深刻转型，知识的形态、知识生产的方式和知识的评判标准等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从不同角度被阐述为“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或是以“三螺旋理论”“巴斯德象限”“学术资本主义”“创业科学”等不同理论的形式出现。
（二）知识和经济双重转型背景下的大学
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不断承担起新的使命与职能是大学香火绵延千年而不致衰败的根本原因。每一次新的使命和职能的承担，就是大学顺应社会需要的一次“进化”，也是大学发展方向的一次转型。今天，在知识与经济双重转型的背景下，大学不仅是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也是经济发展所需知识技术和创新创业人才的主要提供者，今天的大学在传统教学、科研使命的基础上，积极承担起了促进科技商业化、引领经济发展的新使命，这不仅是今天大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也让大学又一次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上——这是最初在中世纪作为知识储存和传播机构的大学继19世纪承担起知识创造之后的又一次学术革命。
大学的两次革命，带来了大学形态的剧烈变化。因为知识与大学“握手”而带来的大学第一次革命，将传统的教学型大学带到了一条以科学研究为导向的全新轨道上，不仅推动了大学从教学型向研究型的转变，也让崭新的柏林大学全面超越了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中世纪古典大学，站在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巅峰，成为了此后200多年来现代大学的标准典范。今天，知识与经济“握手”推动了大学的第二次革命，即从传统的教育提供者和知识创造者的角色向承担起知识的商业化应用、引领经济发展的职能转型。伯顿·克拉克和亨利·埃茨科威兹两位美国学者不约而同用“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model）的概念来描述大学的这次革命。大学的第二次革命，是大学运行轨道的又一次全新“变轨”。这次革命将如第一次一样，不仅将重塑未来大学的形态和标准，也为大学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还为当下我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变轨超车”的绝好机会——这对于当前我国的“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味和启示。下面，本文将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以下简称NUS）的转型发展为例，来简要说明当前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转向”。
二、从新加坡知识经济发展战略看NUS的一流创业型大学建设
（一）1990年代末以来新加坡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新加坡是马来半岛东南端的一个城市国家，面积只有682.7km2，自然资源贫乏，人口仅540万。1965年建国以后，为了增加资本投入，执政的人民党实施了依靠外资推动工业化的计划，让新加坡迅速提升了制造生产能力，实现了充分就业，并且极大地降低了贫困，成为了享誉世界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是，对于新加坡这样自然和人口资源均非常薄弱的国家来说，走其他国家那样依靠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发展粗放经济的路子并非长久之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印度、巴西、越南等国对外方开放战略的实施和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兴起，其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使得新加坡的经济模式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外资的撤出使得新加坡过去依靠加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能得到维持，转变发展模式显得日益迫切。面对金融危机，在传统经济模式出现危机且难以为继的关键时期，新加坡政府站在国际视野，抓住历史机遇，果断地推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轨，明确提出了从“投资驱动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的路线。
新加坡政府把发展知识经济的重点放在了建设智力资本、提高知识的商业化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上。大学在新加坡知识经济发展中战略的关键位置得以凸显，大学日益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与政府和产业一起成为新加坡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主要机构，并且作为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模式中最重要的一根螺线，处于新加坡社会创新系统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加强了大学的建设，在全球引进了世界一流大学来新加坡办学，还推动本土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这些本土大学通过在组织和战略上的“自我革命”，积极地将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三使命”与传统的教学、科研使命结合起来，实现了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华丽转型。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建设“全球知识企业”的理念和实践最有代表性。
（二）走向“全球知识企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NUS）
NUS建于1903年，是一所办学最久、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过去一直遵循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传统模式，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和政府官员。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校才开始重视科研，到了90年代中期，才建立了第一个技术许可办公室。
NUS真正意义上的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型，是从任命施春风为校长后开始的。施校长受到过哈佛的培训，有着美国通用公司的工作经历和常春藤大学科研界的管理经验。他上任后，在几位政府部长的支持下，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行动来响应新加坡政府建设知识经济的期许．提出了把NUS打造成全球知识企业的愿景，努力使NUS能够像斯坦福之于硅谷那样之于新加坡。“全球”意味着NUS将打破学科和地理的边界，促进知识流动，努力丰富其知识资源。“知识企业”意味着知识是NUS的核心，知识的传授、创造和应用三个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循环。施春风认为，NUS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有着明确的商业目标的企业，一个通过知识的经济货币来创造其价值的企业，这不但为NUS的研究和教育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维度——创业维度，也体现了NUS走出象牙塔，通过研发和创新走在知识产业前沿，参与全球知识竞争的决心。NUS在走向“全球知识企业”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措施。
1.重构大学组织，建立大学创业系统
为了推进NUS向创业型大学转型，NUS重构了传统的大学组织，组建了专门的创业系统，成立了NUS创业部，在学校层面上统一组织领导全校的创业教育和实践工作。施春风校长在前少数几位尝试创业的教授中，任命了一位工程学院的教授担任创业部的首席执行官，授予他广泛的权力来打造和实施新的创业计划。
在NUS重构后的大学组织系统中，创业系统成为与学术系统、管理系统并列的三大系统之一，创业部的首席执行官与副校长（教务长）并列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一组织设计把创业系统从学术和管理系统中独立出来，将创业从过去从属于学术和管理的活动变成为与学术、管理活动并行的活动，大大地提高了与创业相关的教学、研究、孵化等在大学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一独立还为大学创业活动在学校层面上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统筹机制，为深入推进创业教育和创业实施提供了组织保证。这个新的创业系统不但承担了过去由管理系统处理的知识商业化的职能，还接管了过去需要对学术系统负责的一个部门，并将其扩展为一个具有教育、研究和创业功能的创业中心。除此之外，创业系统还成立了海外学院、工业与技术关系办公室和创业支持孵化中心等机构。如图1所示。
2.成立海外学院，培养未来企业家
NUS海外学院（NUS Oversea College）是NUS创业系统的一个主要项目。该项目成立于2001年，是NUS实践“全球知识企业”理念的重要载体。海外学院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充满创新创业活力的热点城市建立创业教育基地，将最优秀的本科生以学徒的身份派往这些城市的高科技公司实习，同时依托这些城市中的合作大学为其学生提供与创业相关的课程，而课程所获学分也能计人NUS的学位要求中。这些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复旦大学、纽约理工学院等全球顶尖大学。
海外学院最初的项目为期一年，自2002年开始，在硅谷（2002）、费城（2003）、上海（2004）、斯德哥尔摩（2005）和班加罗尔（2006）等五个城市开始运转。NUS每年在五个基地派驻50名学生。后来，海外学院又增设了短期项目，时间从几个星期到半年不等，实习基地则拓展到了以色列、北京和慕尼黑等地。海外学院的项目还随着合作大学的变动和新加坡本土创业环境的优化不断调整。2017年，NUS瞄准创新创业活跃的东南亚地区，启动了海外学院东南亚计划，将14名学生送往雅加达，在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学习创新创业。自成立到2018年，海外学院已累计培养了250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又创办了350多家初创企业，表现出强大的创业能力。
通过海外学院提供的独特海外实习体验，NUS的学生在浓郁的创业文化中变得有进取心、足智多谋，提升创业技能，建立商业人脉，最终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海外学院在本质上是一种沉浸式的创业教育实验。它让学生以学徒的身份进入国外的高科技公司中，充分体验创业实践的技巧智慧和国外的商业文化。海外学院并不期待学生在毕业后能够立即开始他们的创业行动，而是要培养一种朝着商业化创新进行研究的创业思维，影响他们做出倾向于创新创业环境的职业选择。这一项目的另一个价值重大的目标就是帮助学生与海外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家社区建立一个终身的社会关系网络，让他们更倾向于创办新高科技公司或在高科技初创公司中工作，抑或使其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3.开展跨界多方合作，提高协同研发能力
为了提高自身的知识创新和商业化能力，助推新加坡知识经济发展，NUS还广泛借助国内外的各方力量，开展合作研发。具体有以下四种模式：
一是与世界顶尖大学合作成立科研创新和开发机构，其中合作大学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清华大学等。如NUS就与我国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终端搜索技术研究中心，这一中心除了对现场媒体搜索的技术、框架和应用进行前沿研究外，还帮助各国公司将其转化为商业现实。又如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合作建立了细胞和分子炎症机制研究小组，旨在加速亚洲常见炎症性疾病的诊断、预后指标和新疗法的开发。NUS的合作伙伴名单跨越全球并且持续增加，这种合作不但实现了NUS与全球顶尖大学的优势互补，还通过与这些合作伙伴的联系大大提高NUS自身的声誉。
二是与世界顶级机构组成的集团联盟开展合作，包括全球微机械和分子医学企业联盟（GEM4）、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等。NUS与这些大学或机构联盟合作研发的领域通常涉及新加坡政府大力发展的产业行业，如技术、医学、科学和工程领域，这些领域被认为是有助于新加坡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创造商业价值、促进经济增长。
三是与全球领先的公司合作，吸引他们来校建立研究实验室，开展合作项目研究，如敦豪航空货运公司和安捷伦科技公司等。合作的项目与市场需求紧密相连，合作双方实现共赢。
四是与政府机构合作。如与新加坡城市重建委员会及房屋发展局合作．开展城市新陈代谢研究，为新加坡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创新的城市规划策略。与我国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合作建立NUS人工智能创新和商业化中心（NUSAIICC），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的应用等。
正是上述全方位的合作打破了NUS内外间的阻隔，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肥沃的环境。根据2018年的年报，NUS2017年共开展了248项合作研究项目，其中与工业方面的合作占31％，与学术机构和外国政府的合作占22％，与地方研究机构的合作占22％。
4.设置“创业跑道”，助推创业梦起飞
NUS的“创业跑道计划”（Start up runway）是新加坡最全面的基于大学的企业孵化项目，旨在助力科研成果转化、推动研发转向商业应用、帮助个人和组织成功创业。这一项目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检验、分享和实现创业想法的机会，还为他们接触经验丰富的导师、政府机构和行业联系创建了平台。
NUS允许所有人在创业时进入“创业跑道”，并在特定阶段提供相关的支持。对于处在商业创意探索阶段的企业家，他们尚未充分了解市场需求，也未与其他企业进行互动，该计划可以为其提供法律和商业咨询，鼓励预孵化企业家加入NUS创业部的支持性创业生态系统，共同参与初创企业社区的活动和研讨，并为首次创业的企业家提供高达3万美元的资金。当创业者的商业想法得到肯定，进入到创业阶段时，这一计划则将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如人才招聘、指导、办公空间等基本的运营支持，继而减少创业者的管理负担，使得创业者更好地专注在构建业务上。此外，这一计划还持续地关注初创企业，审查和评估进度和业务，为每个初创企业的蓬勃发展保驾护航。
资金是制约创业的重要瓶颈，“创业跑道”计划针对不同创业者提供不同种类的“种子”资金，帮助创业者把创意变成现实。如，在校大学生可以申请NUS创新与创业实习基金，毕业生可以申请NUS校友创业催化剂基金，刚起步的社会企业家可以申请青年创业基金等。仅在2017—2018学年，这一计划就举办了超过400项活动，支持了200个初创企业和项目，孵化社区还分布在雅加达、旧金山和苏州等地。
三、从NUS的发展实践看我国当前的一流大学建设
（一）知识和经济的双重转型要求一流大学建设范式转变
追求一流是大学的永恒向往，但是一流是什么样的一流，不同时代却又有不同的实践路径，也有不同的标准。20世纪以来，NUS没有完全因袭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而是紧扣时代背景，通过对接知识经济建设创业型大学。这不但服务了新加坡经济的转型发展，也在知识创新和大学竞争中表现出迅猛的势头，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使NUS从一所普通的教学型大学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据QS大学排名显示，NUS连续多年位居亚洲地区大学排名第一位。NUS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处在知识和经济双重转型的时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能也需要进行范式的转型。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只是在原有大学模式上“急起直追”，也不能只是在原有大学发展轨道上“弯道超车”，而是要因应时代背景，在新的方向上“变轨超车”。显然，今天建设的一流大学，并不只是传统追求“纯学问”的研究型大学，而是要对接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知识的创新和应用来牵引和驱动经济发展的创业型大学。
（二）一流大学建设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建成创业型大学
在知识和经济双重转型的今天，大学已经成为了第一生产力（科技）、第一资源（人才）和第一动力（创新）汇集的“战略高地”，一流大学更是成为了决定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国之重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倚重一流大学，同时也为大学提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创建一流水平的机会。NUS在落实新加坡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下转型建设创业型大学，在国家的发展中实现了它自身的发展，它的发展实践表明，一流大学建设要紧紧立足国家需要、服务国家战略。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被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上。与此同时，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并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要“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流大学建设就是要建设紧扣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创业型大学。建设创业型大学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地解决就业，也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学校的收入，而是是为了服务于知识经济，背负着国家的使命和战略。
（三）创业型大学要着力养具有创业精神的人才
知识经济不但需要知识，更需要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创造知识和具有创业精神、能转化为商业应用的人才。在服务知识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部门中，与政府、科研机构、科技园等相比，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是孵化企业、创造产品，甚至也不是创新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才。正如NUS创业中心的一位学者所言：“在后发工业化经济体中，创业型大学意味着重视在大学教育本身的内容中植入创业精神。用另一句话说，就是大学不仅需要承担其新的职能，而且还要对它的核心职能——教育进行重新定位。”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enterprise”一词的解释，创业不仅是指一项特别困难、复杂或有风险的事业或项目，还指一种主动性，一种思考新事物并愿意使其实现的能力。亨利·埃茨科威兹也指出：“一所大学，如果在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中都具有创业的态度并能在不同层面上积极主动，这样的大学就可以定义为创业型大学”。当前在建设创业型大学的过程中，大学不能把创新创业教育简单地看作是关于创业的教育，更不能把创新创业教育等同于如何创办企业的教育，甚至直接简单地完全放手让学生去创业。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应该更加重视学生创新创业精神、能力和态度的培养。
（四）创业型大学需要进行组织再造
结构决定功能，组织职能和使命的转变必然要求组织内部结构的改变。创业型大学使命的转变要求其必须对过去的大学组织结构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能够体现创业精神并能支撑创业职能的组织形态和组织文化。NUS在转向创业型大学的过程中，就有特色地建立起独立于学术系统和管理系统的创业系统，不但为全校的创业活动提供了专门的组织庇护，而且还让NUS对社会需求更加灵敏。NUS把“全球知识企业”作为自己的发展愿景，在大学的多个层次和部门注人创业精神，致力于培养从知识中创造价值的远见和洞察力并一以贯之。这些都为我国当前建设一流的创业型大学提供了借鉴。（2019年8月 刘小强，江西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学科建设；黄知弦，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教师教育政策；蒋喜锋，江西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