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论
近年来，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越来越被视为区域创新发展的推动者，在知识生产和创新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大学是开展研究活动、供应合格劳动力并在整个社会系统中产生和传播知识的机构。因此，大学成为参与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主体，“创业型大学”由此得到发展。三螺旋理论认为，大学、产业与政府间互动是改善知识型社会创新条件的关键，创新不仅是公司新产品开发，更是制度领域间创造的新安排。
在“知识经济”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各国通过实施“国家创新计划”提升核心竞争力并强调大学在创新驱动中的战略地位。2011年，英国联合政府制定了“促进增长的创新与研究战略”，每年通过1.5亿英镑政府资助开展大学与企业间合作，以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使高等教育受益于区域集群创新发展；2013年以来，欧盟先后发布“开放式创新2.0计划”“欧洲2020地平线计划”，将研究与创新置于欧洲2020年战略发展核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2015年，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科技政策办公室联合发布“国家创新战略”及“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构建了以大学、企业、联邦机构和其他机构集聚一体的创新网络系统。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优化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科研布局；尊重科技创新区域集聚规律，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根据2019年欧盟创新评分委员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创新绩效、创新指数与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瑞士国家创新竞争力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五位，成为世界创新最优的国家之一。其创新国家建设得益于联邦政府为创新参与者构建的协同研究与创新系统，其中研究型大学与政府、企业、社区、科研机构的跨界合作构成的开放性网络，成为促进区域科学发展与新技术的重要载体与动力。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作为“欧陆第一名校”，与国家和行业建立了牢固合作伙伴关系，不仅为瑞士输送了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也为国家基础设施的开创性建设做出了贡献。因此，本研究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为案例，基于四螺旋创新生态概念模型，对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实践和机制进行探析，以期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路径提供启鉴。
二、四螺旋创新生态：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的逻辑框架
（一）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下的创新生态逻辑。
1.知识生产模式Ⅰ：单/双螺旋结构—线性创新模式。“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始于1980年，常被称为“参与科学和技术基础及相互作用的新知识开发和商业化的公共或私人参与者的集合”。一个国家必须具备创新生态系统所有关键参与者和要素，包括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及风险投资家。随着工业组织与生产时代的变迁，国家与区域创新生态的发展逻辑随知识生产模式更迭而变革。
19世纪初期，洪堡创建柏林大学确立了“纯粹的科学研究”范式，知识生产在大学“象牙塔”的科学研究中进行，表现为教会或市政当局把控下的单/双螺旋结构。吉本斯将其称为知识生产模式Ⅰ，对布什的线性创新模式形成了良好解释力，即在福特主义工业组织和生产时代下强调将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新技术的来源，是基于研究的、连续的和技术官僚的创新研发活动。
2.知识生产模式Ⅱ：三螺旋结构—交互式创新模式。19世纪中后期，随着《莫雷尔法案》颁布，大学职能逐步向服务社会转向，知识生产的社会价值受到重视，大学成为社会“轴心机构”。知识生产场域的变化牵引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吉本斯提出“知识生产模式Ⅱ”，强调知识生产的应用性与跨学科性及知识生产场域的跨界属性，形成大学、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重组织间的共生关系，具有强大的生产力与成本效益。伯顿·克拉克与亨利·艾茨科维兹先后提出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及学术寡头三种势力相互作用的“三角协调模式和“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以解释社会情境下知识生产模式变迁对创新生态网络的解构与重构。伦德瓦尔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现代创新理论要求创新过程是一种互动的学习，是社会嵌入的过程，如果不考虑其制度和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知识生产模式Ⅱ螺旋结构形成了以“知识经济”为内核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与“自下而上”（个人与组织）交互式创新模式。
3.知识生产模式Ⅲ：四/五螺旋结构—耦合非线性创新模式。卡拉雅尼斯等学者对知识生产模式Ⅰ与Ⅱ的螺旋结构重新概念化，强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间的平行耦合，是耦合非线性创新模式，增加了“第四螺旋——基于媒体和文化的社会公众”和“第五螺旋——社会自然环境”，提出“分形创新生态系统”，即适用于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多层次、多模式、多节点、多主体矩阵排列，“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构成的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及文化协同共生的集合网络。它强调学术界、产业、政府、公民社会、自然环境等主体间的相互补充与协同创新，实现共同专长与竞争中的知识创造、扩散及使用的多样化与异构配置，以更好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与社会挑战。
学术界包括大学与科研院所等学术共同体组织，具有知识探索、传播与培养满足产业群发展人才的多元职能；产业则通过与大学合作实现生产研究与科技转化，发挥为区域发展提供商品与服务的功能；政府服务与指导大学与产业发展，为各参与主体提供政策引导、法律支持与资金扶持；“公民社会”作为第三方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社会团体等）参与重要事务决策；自然环境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人们提供必要“自然资本”。总体看，四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是“知识社会与知识民主化”，强调较高级知识社会知识与创新的多样化与平行化发展；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则以“社会—自然的交互”为核心，强调知识、技术和创新与自然环境的协同互动（见图1）。
（二）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概念框架。
“四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明确了高等教育机构在创新系统中的核心作用，改变了三螺旋中传统产学研合作关系，实现了由产业经济利益向社会公共利益转向，核心驱动从产业中心转向以大学为主体的知识密集型组织。从世界范围看，纽约湾区“常春藤大学集群”、旧金山湾区一流大学集群和东京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都是以研究型大学集群形成的较完备的区域创新体系，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创新高地。本研究以四螺旋创新生态核心驱动———研究型大学为切入点进行概念框架设计（见图2）。
四螺旋创新生态的所有螺旋通过知识流动与交换进行互动，以便通过先进的开拓性创新来促进知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为当代研究型大学功能拓展与发展模式提供新路向。研究型大学引导的“四螺旋”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高等教育系统”的螺旋式循环运行模式。其中，政治系统（国家、政府）具有政治与法律资本特征，可为区域创新发展构建可持续法律框架；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界、研究型大学）具有人力资本特征，为区域发展输送可持续知识；经济系统（产业/行业）具有“经济资本”特征，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产品、技术服务；公民社会系统具有“信息与社会资本”通过媒体传播获取公众文化、价值观及反馈。
从四个子系统的循环关系看，知识资源与某种资本输入高等教育系统时，会创造新知识并为研究人员和教师提供新设备、新场所和研究机遇，以此“产出”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进入经济系统；人力资本在经济系统中的知识输入提升了先进知识经济价值观（如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产出，流向公民社会系统作为资源输入；公民社会系统中，社区组织、专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参与大学或政府部门重要事务的决策，将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资本与生活理念作为“输出”流向政治系统，传递公民的愿望、需求及问题；政治系统中，公民社会愿景“输入”成为政府部门制定创新发展政策和做出决策提供参考与反馈，产生知识创新的新制度与法律，以此重新输入高等教育系统，实现知识资源的螺旋式上升。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通过“输入”与“输出”形成以创业型大学、学术型企业、决策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为主体的跨界互动，构建创新知识供给、政策法律制定、技术转化与服务、教育培训及信息反馈的协同创新互动平台，最终形成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新图景。
三、案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引导区域协同创新的实践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百余年发展中与国家和工业社会建立了稳固伙伴关系，通过创办灵活的组织结构、研究单位突破单一学科，实现了研究领域的跨学科与一体化，成为区域创新网络的重要引导者与参与者，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协同创新实践模式，成功跻身于世界顶尖大学之列。
（一）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的智力资本输入。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围绕国家战略、学校布局、办学定位与教学模式等强化参与区域协同创新的智力资本输入。在国家战略层面，瑞士基金会在学院建立之初便要求其能满足各州及工商业发展需求，并成为提供工程师人才教育的利基产品。联邦政府将其定位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者与人力资源提供者，发挥国家文化遗产维护功能；学校布局层面，分别在苏黎世市中心和洪格堡山麓建立了主校区与洪格堡校区，为区域创新发展输送了大量智力资源，数学、机械、电子、计算机等系所设在主校区，与城市融为一体；洪格堡校区则集中了材料、建筑、土木、物理、生物和化学等系所，成为该区域的“科学城”，对国家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区位优势；办学定位层面，不仅着眼于研究高深知识，同时注重与产业界合作，通过扩大传统课程边界，开展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为瑞士工业和社会工作的其他高素质专业人士提供一流智力服务。在联邦政府大力资助下，学院强化知识和技术转让功能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教学模式层面，19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建设以大学、工厂与实验室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通过科学实验强化理论知识应用，使抽象知识适用于工业实践。
（二）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的跨界输出。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作为苏黎世区域重要的创新动力源，与区域企业跨界合作不仅使大学科研成果在实践应用中获得反馈，通过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的跨界输出推动创新生态子系统的知识资源流动、政策法律制定、科学技术转化与公众问题的解决。学院以每年提交约100项专利申请实现科学知识的技术转化与创新，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商业发展。学校科研人员通过成立分公司利用科研工作成果开展业务合作，推动学术研究向工业应用转移。同时开发多样化继续教育产品，为校友、瑞士工业及社会其他高素质专业人士提供职业培训与技术技能指导，形成以研究型大学、企业与科研院所跨界合作的知识资源供给与技术创新输出。
（三）以公众利益为指向的知识共享及决策参与。
罗宾斯认为，高等教育依然存在极为重要的功能，即传承公民所需的共同文化与共同标准。四螺旋创新生态的核心指向是公民社会，即通过社会团体、第三方组织等社会群体在协同创新中参与重要事务的决策与知识分享，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知识共享方面，2003年学院首次向洪格区与阿福尔特恩区公众展示了“科学城”愿景，将大学作为“增加和深化知识并以公益教育进行知识共享，实现科学与公众相遇”的知识共享平台，以可持续方式强化科研机构、商业企业与公众的联系。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还将“科学城”作为民众的新文化区，成为沟通科学与社会间的“开放窗口”。决策参与方面，洪格堡校区积极搭建社区公民、政治代表和媒体利益相关者对话平台，使社会公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大学事务决策。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定期以圆桌会议形式向苏黎世州、市议会成员及苏黎世北区的邻里协会代表公布“洪格堡校园计划”实施进展与存在的问题，听取社区民众、州政府和市议会等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反馈与建议，制定符合区域公众利益与区域发展的大学发展战略与创新发展政策。
（四）以研究共同体为依托的创新生态构建。
韦伯斯特认为，“生态系统”是生物群落及其环境作为生态单位的复合体，“创新生态系统”用于描述对创新至关重要的各种参与者、利益相关者和社区成员。为推动国家和区域研究与创新发展，苏黎世州、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苏黎世州银行共同创立了苏黎世创新园区，依托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一批重点院校、成功企业和科研机构形成研究共同体，将健康与生命科学、计算机与计算科学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出行和运输、制造与材料作为重点研发领域，开展跨学科知识边界的重大问题研究与创新，构建了以政治群体、学术群体、企业群体及公民社会协同互动的四螺旋利益共生集团（见图３），为研究共同体开展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注入人本理念与公益性特征。
2018年，苏黎世大学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共同成立公民科学能力中心，使研究人员和公民能协同开展研究合作，以公民参与科学过程来补充传统科学专业知识，在支持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产生优秀科学成果，强化学术界与公民社会间的合作；政治群体充当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持者与服务者，为研究共同体“自下而上”创新行为提供宏观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在此过程中，政府和联邦公共部门不参与狭义层面的创新或行业政策制定，而采用“自下而上”协助管理模式支持学术界与工商业界间的知识技术转化。
四、机制探析：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新路向
协同创新是多个参与者（组织内外）参与创建和开发新产品、服务、策略、流程或业务解决方案的过程，包括客户、供应商和机构、顾问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四螺旋创新生态中，协同创新是在国家政府等公共部门宏观指导下，学术群体、产业和公民社会协同开展跨学科、跨部门和跨行业深度合作，推动科学技术推广与应用，最终实现国家与区域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因此，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既需要组织内部的协调运行，也要同外部主体建立多个协作互动节点，构建协同创新内外联动机制。
（一）自下而上制度设计——区域协同创新制度保障机制。
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既需要完善政府制度设计，也要保证研究型大学及区域创新主体在科学研究、学术创业及技术转化“自下而上”的自主权。因此，四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趋利性”、大学“公益性”与社会“公共性”必定带来利益冲突与行为失范，需要制度“引导性”与“规约性”鼓励各主体参与区域创新发展，在保证各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制定涉及资金投入、产权归属、成果使用及收益分配等方面的资金筹措制度和规约制度。瑞士《联邦宪法》第64条规定“联邦应推动科学研究和创新”。遵循“自下而上”原则，国家基金会、科技与创新委员会及瑞士科学院联盟主要负责科研工作评估与资助，政府原则上不为研究者和企业进行拨款与风险担保，而是通过政策引导与法律规制间接参与维护创新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高校促进和协调法》和联邦宪法规定，由联邦和州合作保障高校质量和竞争力，对高校资金来源、成本密集领域的分工和联邦基础资金保障作了规定并要求“科学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为研究型大学学术治理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
（二）超学科形态——区域协同创新学科组织机制。
“知识的所有分支是相互联系的，构成知识的各门学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内部统一协调，相互补充、相互纠正、相互平衡”。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创新发展驱动下，基础知识、应用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分类使大学学科形成了单学科、多学科、跨学科到超学科的演变。单学科是知识生产模式Ⅰ中同知识域同质性知识的组合，知识生产群体为大学或科研机构；多学科与跨学科则是知识生产模式Ⅱ中同知识域异质性知识的组合，以学术界、政府与产业为知识生产群体。其中，多学科是单学科延伸与临近学科的结合，从而促进知识再组合，实现单学科分化、细化、扩张与聚合，是学科简单叠加与拼接过程。跨学科是基于原有学科进行功能拓展或根据现实需求产生新学科的过程，是以某基础学科或硬性知识为基础，以其他学科知识或技术交互依托的新型应用实践知识的重新编码。超学科是知识生产模式Ⅲ中不同知识域的异质性知识组合，以学术界、政府、产业与公共社会的生态平衡为核心，以解决社会重大问题为目标而构建的“后学科范式”。
就研究型大学内部而言，学科既有知识组织方式需按知识生产模式Ⅲ进行重组与改造，打破学科藩篱以适应创新生态研究共同体的创新需求，从人才培养类型、多元教师队伍组建、创新平台体系及课程教学模式等多维度完善知识生产变迁的学科组织机制，聚焦社会重大问题大力发展超学科，组建大学专业教育、政府人员、产业技术人员及社会民众、创业者的超学科学术团体解决多要素、多层次、多学科的复杂性问题。
（三）跨界研究共同体——区域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运行机制。
四螺旋创新生态的核心动力是模式Ⅲ新知识范式下研究共同体的知识创新与技术改造，研究共同体由学术共同体延伸而来，包含学术共同体特征，力图在权力制衡和权利维护上发挥作用。从学科背景看，研究共同体是多学科背景人员共同组建的研究团队；从人员类型看，大学科研人员、企业研发人员、政府专业人员及社会公众组织及个人构成互为呼应、互有补充的创新科研群体，是知识生产跨越大学场域并跨界不同场域的实践。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与工业界开展跨学科应用研究项目合作，集结了不同领域多学科团队研究健康、数据科学和制造技术领域的重大问题，通过打造技术平台为研究共同体的研究人员提供专业工具和技术。因此，研究型大学需考量多重利益，重新发挥大学公共服务作用，平衡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政府应对多学科合作提供制度支持、政策保障和建设平台，在人员、物资上予以配套完善；企业要转化经济利益驱动的合作动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化视野推动科技创新，积极参与研究型大学课程、师资、技术平台及质量评估体系建设；公民社会要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健全公民决策机制，提升研究共同体对全球区域性问题的敏感度，实现区域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四）学术创业——区域协同创新模式转换机制。
学术创业是通过组织创新行为创造经济价值，发生在个人或团体层面（学术创业者、创业学者），作为学院或大学系统一部分在学术机构内外创建新的组织实施研究与技术商业化的过程。研究型大学通常以模式Ⅱ“创业型大学”转型实现学术创业，社会资本的引入提高了大学知识产能，但也带来学科发展失衡、知识经济化、教师角色异化等问题，与传统大学理念背道而驰。参与区域协同创新中，研究型大学既要保持开放性和生态系统性，还要坚守大学的传统理性与正直，亟待转换和开发新模式引领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相较于创业型大学商业元素向学术界部分延伸特征，坎贝尔等将“学术型企业”与“交叉就业”作为学术创业的新途径，使具有大学知识导向属性的企业组织或机构通过与大学（高等教育机构）或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合作建立网络，鼓励、支持和促进知识生产和创新，弱化了企业趋利性并兼具商业性、学术性与公益性，具有学术界向商业界延伸的外部表征，弥补了创业型大学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带来的弊端。
在此过程中，研究型大学既充当知识传播者，也是技术引领者和经济活动合作者，学术创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学校内部学者的跨界，同样允许企业员工、雇员在高等教育机构的跨职业雇佣，形成研究型大学引导下以非线性方式进行的基础研究和创新的完整组合，以大学和企业为核心的交替式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已成为“知识民主”社会背景下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的理想途径。
五、结 语
“四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是由学术界、产业界、政府及公民社会四大主体基于知识生产和循环而形成的创新生态网络，具有鲜明的跨界性、异构性、开放性与共生性特征。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术群体的中心在整个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核心作用，遵循四螺旋创新生态系统逻辑，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通过智力资本“输入”和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的跨界“输出”，凸显了研究型大学在服务国家战略、培养创新型人才、引导技术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构成了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学术群体、企业群体、政治群体及公众群体互动共生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参考。
就我国研究型大学而言，四螺旋创新生态无疑成为大学发展的新场域，研究型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共同创建的新生态，使研究型大学使命与国家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高技能创新型人才提出了新要求，新工科教育应运而生。在四螺旋创新生态逻辑下，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政府、社会之间建立了多元、多节点共生关系，不仅引领新工科教育模式创新，也与政府、企业、社会之间建立了协同创新网络，成为大学与区域协同创新的典范。
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是内部知识逻辑与外部创新集群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凸显了大学坚守“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既保持探索真理的核心使命，又承担社会兴衰之责任，既在区域协同创新中发挥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引领性，又在义利两极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与创造性互动。研究型大学在四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应充分调动自身智力资源、人力资源优势，主动变革和承担责任，打破传统学科组织形态壁垒，充分发挥研究共同体作用，为研究型大学引导区域协同创新提供新路向。（2020年第2期 郄海霞，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欣旖，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世斌，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