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具体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美国大学数学学科实现了全面超越欧洲大学、奠定世界数学学术中心地位的历史转变。在这一进程中，纽约大学的数学学科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30年代以前，纽约大学的数学学科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研究均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甚至被称作“数学荒漠”。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以库朗（Ｒichard Courant）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努力下，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开始加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即成长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学科。直至今日，数学学科仍是纽约大学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品牌，以《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2020年发布的大学排名为例，在“最佳研究生院”排行榜中，纽约大学的数学学科整体排名第9，其中，应用数学排名第1，解析数学排名第5，几何学排名第8。这充分说明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雄厚实力。对于这一现象，人们有理由追问，纽约大学数学学科是如何在短期内实现了历史性转变进而跻身世界一流学科之列的？其间走过了怎样的发展路径？有关上述问题的探讨，对正在致力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我国大学而言有着极为现实的参考价值。
一、二战前后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快速兴起
纽约大学创办于1832年。到20世纪初，已有约70年历史的纽约大学虽然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尚未跻身一流之列，其数学学科更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以数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为例，美国最早招收该专业博士研究生的院校是耶鲁大学（1862年），而纽约大学直到1915年才开始招收第1名数学博士研究生，但此时美国开展数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高校已有42所；从授予学位数量来看，自1869年耶鲁大学首批授予3个数学专业博士学位起，到1934年止，全美59所高校共授予1286个数学博士学位，其中，授予学位数超过100个的高校有3所，授予数在10－100个之间的高校有23所，而纽约大学仅授予5个数学博士学位。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发展的落后情况。正因为如此，1934年库朗初到纽约大学时，甚至发出了这里犹如一片“数学荒漠”的感慨。
从根本上改变纽约大学数学学科落后状态的关键人物正是库朗。在受聘纽约大学之前，库朗任教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大学是当时公认的世界数学学术中心，曾孵化出以克莱茵（Felix Christian Klein）、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等著名数学家为中坚的“哥廷根数学学派”，被誉为“数学的麦加”。作为哥廷根数学学派新一代领军人物，库朗在哥廷根大学表现出卓越的学术才华和组织能力。随着纳粹统治的到来，包括库朗在内的一批数学家被迫出走德国。几经转折后，库朗最终落脚于纽约，接受时任纽约大学校长蔡斯（HarryW．Chase）的聘请在该校文理学院组建数学系。他的到来，为纽约大学扭转数学学科的落后局面提供了直接动力。凭借在哥廷根大学的学术经历，库朗对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发展抱有极大信心。库朗为数学系定下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实力超群的综合性学院……在那里，既从事研究，也进行教学；既注重纯粹数学和抽象数学，也强调数学与物理、工程、生物和经济等其他领域的联系”。库朗对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发展构想，实际上是哥廷根数学学派所坚持的“数学统一性”思想的体现。数学统一性思想注重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及其应用，因此库朗将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应用数学。这一方向的确立恰恰弥补了美国大学数学学科在此领域的缺失。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数学家更热衷于纯粹数学领域的研究，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应用数学的问题。纽约大学率先开辟应用数学方向，为此后该校数学学科的快速发展赢得了先机。
由于应用数学在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领域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用数学的重要性在美国立即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库朗领衔的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很快受到美国政府（军方）的关注。1942年，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组建应用数学小组，库朗应邀成为该小组的6名专家成员之一。库朗随即在纽约大学成立应用数学工作小组，开始接受军方委托进行相关研究。“全国各大院校设置了很多应用数学工作小组，设在纽约大学的小组只是众多小组之一。然而，与应用数学小组保持联系那段时期，对库朗及其同事来说要比对其他大多数院校来说更加重要。因为这是在纽约大学建立科学中心的长期奋斗历程中的转折点”。借助与军方的合作，库朗“吸收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数学人才，到战争结束时，他领导下的‘应用数学工作小组’已有30多名成员。这种发展速度是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的数学学科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纽约大学应用数学工作团队在二战期间大放异彩。他们“研究了非线性波干涉的整个领域，探索了水下爆炸后的气体运动现象，并结合气—水浸入问题研究进展的结果调查了其与水面现象的联系。爆炸理论导向对超声波气体动力学的整体研究，而这（随后）又将团队引向对喷气式飞机、火箭和喷气推进问题的总体研究”。这些研究对美国加快发展军工技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与军方的合作促成了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长足发展，双方由此建立起紧密联系。二战后，纽约大学数学学科与海军研究署、陆军和空军研究署、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进一步保持密切合作，同时不断改进研究方法、改善研究环境。1947年，纽约大学组建“数学与力学研究所”；1953年，在库朗等人的积极争取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选择在纽约大学配置第一台高速电子计算机；同年，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更名为“数学科学研究所”，“一家像当年哥廷根那样集众多职能于一身的数学研究所终于在纽约大学诞生了”，纽约大学由此成为全美最受关注的数学重镇之一。从最初仅有1名助理教授，到形成一支超过300人的研究团队、拥有最先进的研究设备和硬件设施、产出一系列前沿性学术成果、招收数百名来自全美乃至世界各国的研究生，纽约大学仅用二十余年的时间，就彻底改变了数学学科的发展滞后局面。1958年，《财富》杂志在一组关于美国数学学科的文章中，将纽约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称作“应用数学分析之都”，而库朗则被誉为“两座伟大数学中心的奠基人”之一。毫无疑问，这时的纽约大学已经站在美国大学数学学科发展的最前沿，纽约大学数学学科也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学科。
二、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快速兴起的原因探析
（一）确立并坚持以数学统一性思想为核心的学术理念
数学统一性思想是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的理念内核。这一思想发端于哥廷根数学学派，该学派的重要代表是库朗在哥廷根大学的老师希尔伯特，他是数学统一性思想的集大成者。希尔伯特认为：“数学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在希尔伯特的影响下，库朗深谙数学统一性思想的理念内核，认识到该思想对数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价值。移居美国后，库朗很自然地将数学统一性思想带到纽约大学，使之成为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发展之初便确立起的基本学术理念。
作为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奠基者，库朗强调“数学就是数学，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都处于数学这把巨伞之下”。他认为，只有对基础问题足够了解后，学术研究才能取得重大进展。数学的应用不应当立足于解决特定现实问题的需要，而是应当依据基础资料开展研究工作，坚持将数学学科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注重数学理论、数学规律等基础性研究，强调用已知的数学方法处理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中的实际问题。这一理念为二战期间纽约大学数学学科成功地解决美国军方面临的一系列技术障碍奠定了基石。他们为军方提供的建议报告，往往注重呈现数学理论的理想模型及其与实际情况的相异之处，以此来为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一种更为基本的看待与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斯（Kurt Friedrichs，库朗在哥廷根大学的学生和助教，1937年应库朗邀请到纽约大学任教）曾帮助美国军方解决火箭无法正常起飞的技术问题，所凭借的正是他所掌握的流体力学知识。弗里德里希斯对此回忆说：“由于我并不十分了解工程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只好询问他们很多问题。当然，作为一个数学家来说，我提出问题的方式与他们的习惯迥异。这就迫使他们从不同的、更为基本的角度看待问题。这可能对他们有帮助。”这一案例实际上就是数学统一性思想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真实体现。
从哥廷根数学学派继承的数学统一性思想在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后续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代表人物有莫里维茨（Cathleen Morawetz）和拉克斯（PeterD．Lax）等。莫里维茨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进入纽约大学，1951年在弗里德里希斯的指导下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曾任纽约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和美国数学学会主席，既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也是第一位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的女性数学家。莫里维茨深受数学统一性思想的影响，并以此为指引在跨音速流动和散射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当人们问及她是一个问题解决者还是一个理论建构者时，她回答：“我是一个通过证明理论来解决问题的应用数学家!”拉克斯也是弗里德里希斯指导的博士，1972－1980年任纽约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努力将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相结合，并在数学理论和数学应用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被称作“同代人最多才多艺的数学家”。由于在偏微分方程理论及其应用方面的卓越贡献，2005年拉克斯被授予国际数学界的重要奖项——阿贝尔奖（Abel Prize）。
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数学统一性思想始终贯穿于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中。秉承数学统一性思想，注重将数学基础性研究作为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精神内核，一直推动着纽约大学数学学科不断加强研究层次、提高研究水平，并取得众多前沿性研究成果。
（二）开辟体现学科交叉特征的应用数学方向
数学统一性思想在纽约大学数学学科上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体现学科交叉特征的应用数学方向的开辟。这一方向的开辟，使纽约大学数学研究和物理学、气象学等学科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且借助交叉研究的渠道在应用数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从而对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快速崛起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利用数学方法解决物理学问题是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建设初期的重要方向。纽约大学数学学科早期的三位奠基者库朗、弗里德里希斯和斯托克尔（James J．Stoker，1937年应库朗邀请到纽约大学任教），均同时具有数学与物理学方面的丰富知识与经验。库朗在哥廷根时期就曾对数学在物理学方面的应用进行过深刻研究，并与希尔伯特合作出版了著名的《数学物理学方法》（Methods of Mathematical Physics）。斯托克尔最初学习的是工程和力学，后转向数学。弗里德里希斯作为库朗的学生也对物理学抱有浓厚兴趣。在他们的直接影响和参与下，二战时期纽约大学应用数学工作小组将数学与物理学相结合，借助数学方法完成众多物理学领域的研究课题。据美国应用数学小组的报告显示，纽约大学与美国空军和海军签订了很多交叉学科的研究合同，如编号为OEMsr－944的研究合同以“激波理论”为主题；编号为OEMsr－945的研究合同以“可压缩气体动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和声学及其他相关问题研究”为主题；等等。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发生在1944年，当时美国海军曾获得一组敌方舰队航行过程中的照片，需要以此掌握敌方军舰速度，从而正确制订水雷布设方案。此任务被提交到纽约大学应用数学工作小组。借助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知识的结合，小组成员准确计算出敌方军舰的速度。这一体现出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在交叉研究方面的优势。
随着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快速发展，应用数学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联系也在逐步加强。1952年，原子能委员会确定将纽约大学作为首台高速电子计算机的安置地，这对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为维持高速电子计算机运转，原子能委员会和纽约大学必须持续不断地为数学学科提供经费和技术保障，这使数学学科获得了更稳定的外部支持；另一方面，高速电子计算机作为应用数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使大量烦琐、复杂的计算过程得以简化，从而促成纽约大学数学学科与更多学科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与气象学的合作。高速电子计算机投入使用后，斯托克尔就立即着手研究水波和气象学问题，进而又转向研究洪水控制问题。库朗将他的这一研究称为“实际问题与纯粹数学的完美结合”，并深感自豪。此后，数学学科与计算机科学和气象学的交叉与合作一直是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与海军研究署、原子能委员会等机构的合作，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研究资金得到保障，学术名望不断提升。至20世纪50年代末，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已建成一个集多学科领域于一体的庞大研究实体。可以说，体现学科交叉特征的应用数学方向的开辟，为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迅速壮大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三）构建以学术认同为基础的内聚性学术团队
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快速成长，离不开高水平学术团队的共同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支学术团队的组建过程中，纽约大学充分尊重库朗的学术理念，支持库朗按照其学术标准延聘高水平人才，使学科在发展初期就形成一支认同数学统一性思想的具有高度内聚性特征的师资队伍，为数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库朗在受命创办纽约大学数学学科时，几乎是白手起家，摆在他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延揽人才。在组建队伍时，库朗并没有仅仅为了应付一般性的教学和研究需要而急于招募人手。他认为，要想在纽约大学打造一个比肩哥廷根大学数学研究所的数学学术中心，必须慎重遴选初创团队的成员。鉴于库朗已经根据数学统一性思想将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发展的学术方向确定为应用数学，因此，是否认同这一理念、能否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应用数学方向的学术研究工作，成为库朗为纽约大学延揽首批人才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事实上，与库朗一同成为纽约大学数学学科重要奠基人的弗里德里希斯和斯托克尔，就是库朗根据这一标准遴选并引入纽约大学的。
弗里德里希斯是库朗在哥廷根大学时期的学生，曾担任库朗的学术助手。库朗对弗里德里希斯的数学才华和他在应用数学领域的学术潜力极为认可，因此在团队组建之初就将弗里德里希斯列为首要人选。1937年，在库朗的邀请下，弗里德里希斯被纽约大学聘为应用数学教授。斯托克尔是著名数学家霍普夫（Heinz Hopf）的学生。1936年，霍普夫将斯托克尔介绍给库朗。经过综合考察，库朗认为斯托克尔不仅具有丰富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还有志于将数学与物理学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追求。在库朗的推荐下，1937年，纽约大学正式聘任斯托克尔。事实证明，库朗将弗里德里希斯和斯托克尔作为学术班底创始成员的选择是明智的。他们不仅是库朗在教学和研究上的得力助手，而且各自也都成长为美国应用数学领域的一流学者。在库朗退休后，斯托克尔和弗里德里希斯先后担任数学科学研究所的主任，继续将库朗在纽约大学开创的应用数学事业发扬光大，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纽约大学在全美乃至国际数学领域的显赫地位。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借助二战期间与军方开展合作研究带来的学术声望和经费支持，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在库朗的主导下先后吸收了一批杰出的数学家，如希夫曼（Max Shiffman）、麦克唐纳（J．K．L．MacDonald）和弗里德曼（Bernard Friedman）等。这些学者的学术专长各有不同，但均积极在纽约大学数学学科所倡导的应用数学领域持续耕耘。高度认同数学统一性思想、坚持开展学科交叉性的应用数学研究，成为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在这一时期鲜明的团队特征。除了外聘优秀学者以外，培育优秀青年人才也是数学学科团队建设的工作重点。库朗将当时的纽约称为天才的“巨大储藏所”，为开发这座巨大的宝库，以库朗为核心的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团体格外重视教学工作。二战时期，数学学科开始承担与战事相关的繁重的研究任务，但教学工作却从未中止。有人曾建议库朗将主要精力投入军方的委托研究中，不要在教学上浪费过多时间。对此，库朗据理力争，坚持让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研究者们讲课和举办研讨班。正是这种对培养年轻人才的高度重视，使纽约大学数学学科持续产出大批高素质的数学研究人才。在接替库朗、斯托克尔和弗里德里希斯的第三代数学家中，尼伦伯格（Louis Nirenberg）、拉克斯和莫里维茨等人，均是在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内成长起来的一流数学家。他们不仅在数学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还将库朗倡导的精神内核和发展宗旨继承下来，成为推动纽约大学数学学科持续繁荣的重要力量。
（四）创设开放、自由、包容的学术交流氛围
开放、自由、包容的学术交流氛围是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库朗的倡议下，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将研讨班制度引进课堂，并在纽约大学定期举办数学讲座与讨论会。库朗、弗里德里希斯、斯托克尔等人都曾主持过数学讲座。讲座结束后，库朗等人还将讲座的主题、方法和结论等整理成册出版，供其他学者研究与讨论。例如，1948年出版的《关于复变函数理论的讲座》（Lectures on the Theory of Function of a Complex Variable）和1958年出版的《黎曼曲面：李普曼·伯斯演讲录》（Ｒiemann surfaces：Lectures by Lipman Bers）等。这些活动和成果有力提升了这一时期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学术影响。
纽约大学数学学科不仅注重本校师生间的自由交流，还会邀请著名学者开设数学课程和讲座，并由此激发出许多重要的火花。例如，1935年3月，数学家道格拉斯（Jesse Douglas）受邀前往纽约大学举办讲座。他以解决困扰全球数学家一个多世纪的普拉托问题为主题，详细介绍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推导过程，聆听讲座的教师和学生从中受益匪浅，甚至影响到纽约大学数学学科未来几年的研究方向，库朗本人就在此后长期关注这一主题，最终成果形成著作《狄利克雷原理、保角映象与最小曲面》（Dirichlet’s Principle，Conformal Mapping，and Minimal Surfaces）。此外，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阿廷（Emil Artin）以及当时汇聚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众多数学名家，也时常应邀到纽约大学举办讲座。这些讲座一方面弥补了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发展初期高水平师资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纽约大学数学研究生接触到当时数学研究的学术前沿，极大地拓宽了他们的学术眼界，并启发了他们的学术思维。例如，拉克斯最终成功找到证明微分方程的方法，就源于早年数学家施瓦兹（Laurent Schwartz）在纽约大学所作的关于分布理论的演讲。值得注意的是，库朗本人实际上并不认可施瓦兹的学说，但还是邀请他到纽约大学演讲。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库朗和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开放、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不仅帮助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取得了显著的学术和育人成就，还对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20世纪50年代，当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已经跻身一流学科行列时，美国一些大学向这里的学者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们能够离开纽约大学转往他校工作，但“无论其他院校提出多么诱人的条件，他们还是留在了纽约大学”，在被问及原因时，有学者说，“在美国很少有像这样的地方。在这里，理论与应用并重而人们还能相互交流”，“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在我们之间，不存在那种在许多其他数学系里常有的明争暗斗。此外，这里有许多共同的工作，即合作。这在其他数学系也不常见”。可以说，这种自由交流与合作的学术氛围是影响他们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对我国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
（一）开辟符合学科自身特征和社会需求的学术生长点
学科发展方向是学科建设的纲领，创建世界一流学科首先需要凝练合理的学科方向。大学确定学科方向主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立足于学科自身的传统和优势，围绕学科团队最擅长的领域展开研究；二是适应科学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致力于对现有领域进行超越和拓展；三是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彰显学科的社会意义与价值。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成功正是源于它顺应了20世纪以来美国大学数学学科逐渐走向应用的发展趋势，回应了二战时期美国社会对应用数学的迫切需求，同时也立足于以库朗为核心的学科团队的学术旨趣和研究优势，因而，既能通过与军工产业的合作取得崇高的社会名望和充分的社会支持，也能使先进的数学理论研究成为推动数学学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以纽约大学为参照，我国大学在选取学科生长点时，首先，应该充分考虑社会发展需求，结合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通过向社会输出所需要的人才和研究成果，以此获取社会名望和支持，赢得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空间；其次，应尊重学科发展规律，选择前沿性的、能够取得重要突破的研究领域作为切入点，从而及时占据学科研究前沿，取得开创性的能够推动学科发展方向的研究成果；再次，要立足于本学科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团队的研究旨趣，结合本学校的研究特色形成领先于其他院校的优势领域，做到人尽其用，充分发挥整个团队的研究潜力，使学术研究成为推动学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后，只有立足学科自身，确立顺应学科发展规律和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学术生长点，才能保证大学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生动力，并高效整合学科建设资源，形成以学科重点带动学科整体全面繁荣的学科发展体系。
（二）构建具有高度内聚性、有助于学术传承的优秀学术团队
高度的内聚性和传承性是促成大学数学学科迅速崛起并长久保持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大学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最终成效还是要反映为特色化的学术品牌和广延性的学术影响”，而组建内聚性和传承性的学科团队则是实现二者的有效途径。内聚性通常源自学科带头人和学科成员之间的学术认同，学科团队能够围绕共同的学术主题开展研究，从而大幅提升学科建设的工作效率，推动学科团队不断产出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并形成鲜明的学术风格和明显的学术优势；传承性则体现在前人开辟的学术事业和取得的学科优势，能够通过后继人才的努力得到延续，并在传承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这也是纽约大学数学学科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与之相比，我国大学在组建学科团队时，往往对团队的内聚性和传承性重视不够，因此在人才的引入和培养方面存在某些偏差。例如，不少高校时常花费重金聘请高水平的学术人才，却发现所引进的人才与本学科原有的研究领域不匹配，或是不能很好地融入本学科原有的学术团队，从而导致优秀人才的巨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有鉴于此，我国大学在组建学科团队时，首先，应该制定合理的人才引进标准，既要重视人才的学术背景和科研成果，也应重视所引入人才对本学科的研究理念能否建立学术认同，验证其学术能力和擅长领域是否与本学校的研究领域相一致，是否能为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服务与支持；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应以共同的学术理念为基础，有意识地培养能够传承和发扬前人学术事业的后继人才，从而使学科内部形成连绵不绝的学术传统，并通过后继人才的努力不断推陈出新，将前人的学术事业提升至更高的学术层次。
（三）营造有利于突破学科壁垒、激发学科交叉的学术交流氛围
一个学科要跻身世界一流，必须具备突破学科壁垒、不断推陈出新的研究活力，而注重交流与合作的学术氛围则为打破常规、超越传统提供了肥沃土壤。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与学科交叉是现代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不同学科间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推动科学进步的必然趋势。“现代科学的最伟大的发现有一些有赖于不同来源的思想的相互作用。只有当吸收了不同中心的思想的工作者聚集一堂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发现”，因此，营造开放、宽容、自由的学术氛围是大学学科促进思想碰撞，激发创造力，并取得前沿性科学发现的重要推动力量。这种宽容与自由的学术氛围正是促进纽约大学数学学科不断取得数学突破的重要因素之一。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积极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举办讨论会和报告会，倡导在数学领域的各个分支内进行自由交流与探讨，甚至鼓励数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交叉与互动，以此促进数学学科打破自身研究结构单一的禁锢，开阔视野和研究思路，从而多角度和多维度地寻求取得重要突破的方法。同理，我国大学各学科也应采取有力举措，创设能够突破学科壁垒、激发学科交叉的学术氛围，促进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围绕共同的研究主题开展协作，通过多学科领域的相互借鉴融合，从不同研究角度和维度催生新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突破，从而产出更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前沿性成果。
（四）结合学科特点发掘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大学学科与外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学科以自身优势为基础，承担着大量的研究任务，成为学术研究和技术革新等方面的重要阵地，不断产出大量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大学通过与社会机构的合作研究，为发展自身的学科优势提供人力支持、物质保障与技术支撑。通过合作，大学学科与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既能够在自身学科优势的基础上以最高的效率取得前沿性的理论成果，也能及时将该理论成果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快速转化为促进社会效益的现实生产力，从而形成大学学科与科研和生产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双赢局面。实际上，纽约大学数学学科的整体水平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提升，与它在二战期间和军方建立起的稳固的合作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合作既满足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对应用数学的迫切需要，也为数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和资金保障，进一步推动了学科建设的飞跃。
我国大学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也应吸取这一成功经验，在遵循学科自身发展旨趣和研究优势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部合作，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实现高校和社会的共赢。当然，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大学应根据具体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性，鼓励开辟多元化、个性化的合作渠道，如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可以通过为政府部门提供经济或政策咨询等方式为社会服务，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学科在推进科学研究的同时，能够用先进的科研成果改进社会生产技术，历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则更重视对人类文化的留存和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通过与外界的合作，大学学科一方面展现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提升社会和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则能够获得重要的政策、物资或资金保障，从而推进学科建设工作更加高效地开展。（2021年第5期 总第325期 何振海，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杨搏，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
